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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鼻烟与鼻烟壶,乡土小说与市井小说

摘要: 邓友梅的小说艺术风格主要体现在他所自觉追求的“京味风情小说”。 他宣称:他的这类作品“都是探讨‘民俗学风味’的小说的一点试验。我向往一种《清明上河图》式的小说作品。”9 与老舍的《茶馆》、《正红旗下》等 ...

摘要: 当80年代的文学创作一步步地恢复和发扬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和现实战斗精神的时候,“五四”新文学的另一个传统,即以建构现代审美原则为宗旨的“文学的启蒙”传统也悄悄地崛起。这一传统下的文学创作不像“伤痕文 ...当80年代的文学创作一步步地恢复和发扬现代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和现实战斗精神的时候,“五四”新文学的另一个传统,即以建构现代审美原则为宗旨的“文学的启蒙”传统也悄悄地崛起。这一传统下的文学创作不像“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思潮那样直接面对人生、反思历史、与社会上的阴暗面做短兵相接的交锋;也不像启蒙主义大旗下的文学,总是发人深省地从芸芸众生的浑浊生活中寻找封建阴魂的寄生地。这些作家、诗人、散文家的精神气质多少带着一点儿浪漫性,他们似乎不约而同地对中国本土文化采取了比较温和、亲切的态度,似乎是不想也不屑与现实政治发生针锋相对的摩擦,他们慢慢地试图从传统所圈定的所谓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中游离开去,在民间的土地上另外寻找一个理想的寄托之地。从表面上看,这种新的审美风格与现实生活中作家们的政治追求和社会实践的主流有所偏离,也不必回避其中有些作家以“乡土化”或“市井化”风格的追求来掩饰其与现实关系的妥协,但从文学史的传统来看,“五四”新文学一直存在着两种启蒙的传统,一种是“启蒙的文学”,另一种则是“文学的启蒙”1.前者强调思想艺术的深刻性,并以文学与历史的现代化进程的同步性作为衡量其深刻的标准;后者则是以文学如何建立现代汉语的审美价值为目标,它常常依托民间风土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境界,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不尽同步。追溯其源,新文学史上周作人、废名、沈从文、老舍、萧红等作家的散文、小说,断断续续地延续了这一传统。“文革”刚刚结束之初,大多数作家都自觉以文学为社会良知的武器,积极投入了维护与宣传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的社会实践,以倡导和发扬知识分子现实战斗精神的传统为己任;但随着80年代的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作家的创作个性逐渐体现出来,于是,文学的审美精神也愈显多样化。就在“伤痕”、“反思”、“人道主义”、“现代化”等新的时代共名对文学发生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的时候,一些作家别开生面地提出“民族文化”的审美概念,它包括“民族性”、“乡土性”、“文化小说”、“西部精神”等一组新的审美内涵来替代文学创作中愈演愈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这类创作中的代表作有被称为“乡土小说”的刘绍棠的《蒲柳人家》、《瓜棚柳巷》、《花街》等中篇小说,有被称为“市井小说”的邓友梅的《烟壶》、《那五》,冯骥才的《神鞭》、《三寸金莲》,陆文夫的《小巷人物志》系列中短篇小说等,有以家乡纪事来揭示民间世界的汪曾祺的短篇小说,有以家乡风情描写社会改革的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系列,有拟寓言体的高晓声的《钱包》、《飞磨》等新笔记小说,还包括了体现西北地区粗犷的边塞风情的散文和诗歌,等等。在文学史上,仅仅以描写风土人情为特征的作品是早已有之的,“文革”后涌现出来的陈奂生系列、古华的《芙蓉镇》等小说,在较充分的现实主义基础上也同样出色地描写了乡土人情。但在汪曾祺等作家的作品里,风土人情并不是小说故事的环境描写,而是作为一种艺术的审美精神出现的。民间社会与民间文化是艺术的主要审美对象,反之,人物、环境、故事、情节倒退到了次要的位置,而当时还作为不可动摇的创作原则(诸如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等)由此得以根本上的动摇。“五四”以来被遮蔽的审美的传统得以重新发扬光大。在这一创作思潮中有意识地提倡“乡土小说”的是刘绍棠,他对乡土小说有过理论阐释,都是些大而无当的意思2 ,但他自己的鲜明的创作风格倒是体现出他所要追求的“乡土小说”的特色。他把自己的语言美学命名为“山里红风味”3 ,大致上包含了学习和运用民间说书艺术、着力描写乡土的人情美与自然美。前一个特点使他的小说多带传奇性,语言是活泼的口语,但时而夹杂了旧时说书艺人惯用的形容词,民间的气息比较浓厚。他的几部最出色的中篇小说都以描写抗日爆发前夕的运河边上农村生活为背景,着重渲染的是农家生活传奇,俊男俊女恩爱夫妻,一诺千金生死交情,故事结局也总是“抗日加大团圆”。 这样的故事传奇自然回避了现实生活中的尖锐矛盾,而且内容结构也常有重复之嫌。但由于吸收了大量的民间语言和艺术因素,可读性强,在大众读物刚刚起步的80年代,在农村会受到欢迎。后一个特点构成了刘绍棠小说的语言特色,其文笔优美而清新,意境淡雅而适远,景物描写尤胜,仿佛是一首首田园牧歌。他歌颂的人情美主要体现在中国民间道德的善良和情义方面,小说中的主人公无不是侠骨柔肠,重情重义,既描画了民间人情美的极致,也显示出作家的世俗理想。这一创作思潮中另一个重要流派是“市井小说”,汪曾祺对这个概念有过一些论述,如:“市井小说没有史诗,所写的都是小人小事。‘市井小说’里没有英雄,写得都是极平凡的人”,但市井小说的“作者的思想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他们对市民生活的观察角度是俯视的,因此能看得更为真切,更为深刻。”4 这些论述对有些作家的创作是合适的,尤其是邓友梅和冯骥才的小说,他们笔下的民俗风情可以说都是已经消失的民间社会的重现,既是已经“消失”,就自然有被历史淘汰的理由,如《那五》所写八旗破落子弟那五流落市井街头的种种遭遇,如盗卖古玩、买稿骗名、捧角、票友等等活动,都不是单纯的个人性的遭遇,而是作家有意识地写出了一种文化的没落。出于现实环境的要求,作家有时在小说里虚构一个“爱国主义”的故事背景,也有意将民间艺人与民间英雄联系起来,如《烟壶》里,这种旧民间工艺与传统的做人道德结合为一体,还发出一种类似铜绿铁锈的异彩。《神鞭》是一部准武侠的小说,对傻二辫子的神乎其神的渲染已经固然游戏成分,而其中傻二的父亲对他的临终忠告以及他随时代而变革“神鞭”精神的思想,却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华。由于这些作品描写民俗是与特定的历史背景联系在一起,才会有“俯视”的叙事视角来对民俗本身进行反思。也有将民俗风情的描写与当代生活结合起来的、以民情民俗来反衬当前政策的适时的创作。如陆文夫的“小巷人物”系列,在5 0年代就难能可贵地写出了《小巷深处》这样有独创性的小说,文革后他创作了《美食家》、《井》等脍炙人口的中篇小说,尤其是《美食家》,通过一位老“吃客”的经历反映了当代社会和文化观念的变迁,历次政治运动使社会生活日益粗鄙的外部环境与基层当权者内在狭隘的阶级报复心理,使有着悠久传统的江南食文化遭到破坏,但同时真正的民间社会却在日常生活方式下保存了这种俗文化的精髓。小说叙事者是个对食文化、对老吃客都有着严重偏见的“当权者”,由这样的角色叙述苏州民俗的美食文化很难说称职,但通过他的视角来反映食文化的历史变迁却有着警世的意义。林斤澜是浙江温州人,他的家乡在改革开放政策的鼓舞下,大力发展个体经济,迅速改变了贫困落后的局面,但温州的经济模式是否符合国家社会主义的预设理想,在学术领域一向是有争议的,林斤澜的系列小说《矮凳桥风情》以家乡人和家乡事为题材,融现实生活与民间传说为一体,写出了别有风味的文化小说。汪曾祺本人的小说创作特点与上述作品不太一样。如果说,他的创作也采用了他自己所说的“俯视”的视角,那倒不是站在“更高层次”上求得更“深刻”的效果,恰恰相反,汪曾祺的小说不但具有民间风情,而且具有深刻的民间立场,其深刻性表现为对民间文化的无间的认同上,并没有人为地加入知识分子的价值判断。如果说,在邓友梅、冯骥才等人的叙事立场上,“深刻”的价值判断是体现在用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来清理民间的藏污纳垢性,而汪曾祺的小说的“深刻”是应该反过来理解,他从真正的下层民间生活中看出、并揭示出美的感受,并以此来衡量统治阶级强加于民间的、或者是知识分子新文化道德意识的合理性。譬如他在《大淖记事》中他记载穷乡风俗: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着他们的钱的。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她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以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有的姑娘、媳妇相与了一个男人,自然也跟他要钱买花戴,但是有的不但不要他们的钱,反而把钱给他花,叫做“倒贴”。 因此,街里的人说这里“风气不好”。 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民间的藏污纳垢性也表现为封建意识对民间弱者变本加厉的残害,如小说《白鹿原》所描写的家规家法,所以汪曾祺才会说“难说”,以表示真正下层民间的多元的道德标准。民间真正的文化价值就在于对生命自由的向往与追求,但是在封建传统道德和知识分子的现代道德下面它是被遮蔽的,无法自由生长,所以才会有文艺作品来鼓励它、歌颂它和追求它。汪曾祺的可贵之处,就是他站在民间文化的立场上写出了穷苦人们承受苦难和反抗压迫时的乐观、情义和坚强,热情讴歌了民间自己的道德立场,包括巧云接受强暴的态度、小锡匠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以及锡匠抗议大兵的方式,都不带一点矫情和做派。汪曾祺的小说里所体现出来的民间叙事立场在当时还觉得新鲜,但到90年代以后,却对青年一代作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创作思潮还融入了来自西部边疆的民族风土的气息。西部风情进入当代文学,所带来的不是仅供猎奇的边缘地区的粗犷景色与风习,而是一种雄浑深厚的美学风貌与苍凉深广的悲剧精神。大西北既是贫穷荒寒的,又是广阔坦荡,它高迥深远而又纯洁朴素--也许只有面对这种壮丽苍凉的自然,精神才能感受到世界的真正的崇高风貌;只有面对这种生存的极境,人类才能真正体验到生存的深广的悲剧精神。西部文学在80年代带给中国当代文学的,正是这种崇高的美学风貌与深广的悲剧精神。周涛与昌耀是西部文学中较为重要的作家,他们恰该也分别偏重于表现西部精神这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

略谈鼻烟与鼻烟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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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友梅的小说艺术风格主要体现在他所自觉追求的“京味风情小说”。 他宣称:他的这类作品“都是探讨‘民俗学风味’的小说的一点试验。我向往一种《清明上河图》式的小说作品。”9 与老舍的《茶馆》、《正红旗下》等作品相似,《烟壶》10也采取了从描绘日常生活、日常习俗的角度来表现历史变迁的叙事策略。它以“烟壶”为中介,描绘了19世纪末叶北京城市的风俗画,串连起了各色各样的人物,于方寸之中看到市井世界的芸芸众生和时代矛盾冲突,看到市井文化中的高尚与卑鄙、狡诈与善良,同时也隐隐透露出一种反思精神。《烟壶》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八旗子弟乌世保出身于武职世家,虽为游手好闲却不失善良和爱国之心。他被恶奴徐焕章所害,陷于牢中,结识身怀绝技的聂小轩,因缘际会学会了烟壶的内画技术与“古月轩”瓷器的烧制技术。出狱后因家破人亡被聂小轩父女收留,聂氏父女有意招赘他以继承家传绝技。但一个有权有势的“洋务派”贵族九爷为了向日本人讨好,逼聂小轩烧制绘有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后行乐图的烟壶,聂小轩毅然断手自戕,以示反抗。小说的结尾,乌世保与聂氏父女一起从北京城逃亡。从简略的介绍已经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情节性颇强的小说。作者似乎从评书、相声、章回小说等北京传统民间艺术中吸收了不少营养,以全知的视角把故事讲得特别跌宕起伏。小说中的“说书人”始终处于一种相当活跃的地位,这一点与汪曾祺的小说的叙述者有一点相似,但邓友梅的趣味与修养明显地与汪曾祺不同:他虽然也在海阔天空地闲聊,但始终忘不了编织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他也不象汪曾祺那样在民俗趣味之中寄托自己的理想,他所关心的就是民间生活、民间风俗本身。所以,与汪曾祺相比,邓友梅少了一些萧散自然的神韵,却多了一些市井细民的趣味。不过俗也有俗的好处,《烟壶》中唠叨而自由的说书人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他从古典章回小说那里颇得到了一些叙事的技巧,虽然是全知的叙述者,但并不依靠理念做过多的评论,而善于从人物的语言、行为与心理的白描出发,把那些贵族王爷、八旗子弟、市井艺人、汉奸奴才等描画得维妙维肖。他也具有熟练的讲故事的才能,小说中,乌世保在狱中结识聂小轩以前是以他自己的故事为主要的叙事线索,从他出狱以后到再遇见聂氏父女则运用章回小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惯技,分头讲述乌世保与聂小轩的故事,重逢以后两条线索又合拢在一起对整个故事作一收束;他也善于利用插叙的方法,常常先讲述事件的结局,然后在合适的地方用插叙来解释,例如交待徐焕章的过去与乌世保入狱之后的家庭变故以及乌大奶奶的遭遇等都是如此,颇类似于相声与评书中“抖包袱”式的悬念制造。《烟壶》叙事上腾挪躲闪,舒卷自如,显得非常老到。小说中说书人的插入语在两种情况下非常活跃,其一如上所述是出于讲故事的需要,其二则显示出叙事者确实具有一种《清明上河图》的兴趣,他的插话不但给我们讲述了一些老北京颇具都市民间色彩的技艺与风俗,并进而向我们展示了那种封建社会末期熟透到极点的市井文化。《烟壶》首先表现了这种市井文化中正直而又具有创造性的一面,并将这一种品行赋予了远离权力中心、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民间艺人。这在小说中以“烟壶”的制造技术为主要的代表,说书人一开始就用单口相声的讲述技巧介绍了烟壶的繁复的种类,并对其制造技术极为推崇:“一句话,烟壶虽小,却渗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心理特征、审美习尚、技艺水平与时代风貌”,“多少人精神和体力的劳动花在这玩意儿上,多少人的生命转移到了这物质上,使一堆死材料有了灵魂,有了精气神。……您得承认精美的烟壶也是我们中国人勤劳才智的结晶,是我们对人类文明的一种贡献……”然后又以惊叹的口气介绍了烟壶的“内画”技巧与“古月轩”瓷器的制造技术的繁难与精巧,例如聂小轩烧制古月轩“胡笳十八拍”烟壶,“怕要烧八十八窑还多”,其绘图、上釉、烧制的技术要求非常苛刻,以致聂氏父女烧制古月轩几乎无利可图,就像柳娘对寿明说的“隔三差五烧几件,一是为了维持住这套手艺,怕长久不做荒废了,对不起祖宗。二是我爹跟我也把这当成了嗜好,就象您和我师哥好久不唱单弦就犯瘾似的,有时赔点钱也做!不管多么劳累辛苦,多么担惊受怕,一下把活烧成,晶莹耀眼,光彩照人,那个痛快可不是花钱能买来的!”这典型地体现出民间艺人对艺术的忠诚,其为创造献身的精神也正体现了一种民间文化的吸引力与普通人民的活力。小说还介绍了当时的礼俗(如主子与奴才的关系)、民俗、节日等,从中显示出当年老北京人特有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心态。叙述者还以赞赏的态度描写了普通人的正直与情义。例如,乌世保入狱之后结识了聂小轩,聂小轩不仅指点他画烟壶内画,而且信赖地将家传绝技传授于他;乌世保的好友寿明在他入狱期间前后奔波,帮助他出狱;乌世保也不负他人所托,在处境稍有好转就去看聂小轩的女儿柳娘;聂小轩不愿制作凌辱国家的烟壶而断手自戕……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普通中下层市民心灵的美好与善良,也看到了他们高尚的民族气节和作人的良知。同时叙述者虽然欣赏这种民间的正直与创造性,在叙述中却让它们都处于一种“无力”的境地。这些“好人”都是毫无社会地位的人,他们处于一种被剥夺到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地步,权力者以一种玩弄的心理对待他们的艺术乃至生命,有权者的任何一点小小的手腕、甚或心血来潮的恶作剧,也会给他们造成巨大的灾难。《烟壶》中的市井世界是以满清专制皇权体制下的等级秩序为基础的,这种专制体制,专注于“主子”和“奴才”的名分和关系的认定,使等级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于既做主子又做奴才的畸形状态中,做小主子的人要做大主子的奴才,做奴才的人一旦有机会做主子比“主子”还要耀武扬威,“奴性”与“自大”便成为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在这样的关系中,做主子的人的“壮志”与生命力被日常生活所消磨,做奴才的人则常常一旦发迹就霸道阴毒之至。生活于其间的人,向好的方面发展也不过是安分守己、沉溺于一些细小的人生趣味,在其中浪费生命,若向坏的方面发展则人性中恶劣的一面暴露无遗。例如小说中徐焕章这样卖身求荣、奸诈残忍的小人,就是这种社会文化体制下的必然产物:他在破落的主子乌世保面前,也可以遵从名分,对后者的侮辱忍辱负重,但是一有机会却马上耍手腕将之投入监狱,使其倾家荡产。他在普通百姓面前作威作福,但对外国人与大官僚却又是狗一样的奴才--而他之所以能够获得一些权力正是从这种主动当奴才的行为中获得的。在这个人物身上典型地体现了市井文化中劣根性的一面对人性所具有的侵蚀作用。其次,《烟壶》还表现了八面威风却又崇洋媚外的没落封建文化和半殖民文化的生活习气。例如,小说中的九爷身上,具有典型的八旗子弟爱玩闹、爱搞恶作剧的特点,小说由他百羊闹茶馆、玩烟壶逗狗、戏弄化缘和尚诸情节,揭示了他身上“爱惹漏子看热闹”的八旗子弟的习气。这种习气本来算不上什么大奸大恶,但他之所以能够如此称心如意地玩这些恶作剧,与他的权势是分不开的。而且,他为了讨好洋人,接受徐焕章的主意要聂小轩烧制绘有“八国联军行乐图”的烟壶,在他自己不过是心血来潮,对于普通的艺人来说,却无异于灭顶之灾,体现出权力者与民间的不平等状态。不过这种反思与批判的精神到底不是《烟壶》的主调,与《正红旗下》相比,他的反思与批判都算不上深刻。总体上看,它确如作者所称是一篇“民俗学风味”的小说。 虽然它设计了一个爱国主义的主题,但实际上是将晚清北京城的社会生活与风俗世界作为关注的中心的。叙述者的娴熟的叙事技巧使他顺利地完成了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作品,以封建社会末期高度发展的畸形文化和这种文化培养熏陶下的“特殊市民阶层”为表现对象,绘制了一幅独具色彩的民俗画和众生相。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老舍等人的颇具北京地方色彩的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为以后的文学脱离政治意识的干扰,自由地表现民俗世界提供了先例。

鼻烟壶,很多人都大概知道是一种精美的小器物,而鼻烟壶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很多年轻人都不甚了解,更不说鼻烟,很多人八成儿都没见过。以老北京旧俗来讲,鼻烟可以说是那时候北京人的一“好”,那时候,上至王公贵族,下到贩夫走卒,都好喜这一口儿。讲鼻烟和鼻烟壶的书籍,清人的著作最著名的为赵之谦的《勇卢闲诘》,此书专写鼻烟的历史、种类、器物、讲究,一直被视为鼻烟和鼻烟壶的“宝书”。近人的著作,最为著名的为金受申的《老北京的生活》,里面专有一节谈鼻烟和鼻烟壶的文化。笔者就以这两部书为基础,参杂其他史料,略谈一下鼻烟与鼻烟壶。

 

一·鼻烟

鼻烟,又叫“闻烟”,如其名字所述,即以鼻子吸闻之烟草。鼻烟本身是西方的产物,《勇卢闲诘》中谈到鼻烟的由来时道,“鼻烟来自大西洋意大里亚国,明万历九年,利玛窦泛海入广东,旋至京师献方物,始通中国”。到了清代,鼻烟逐渐本地化,并且逐步流行起来,特别是在康雍两朝之后,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

鼻烟分多少种,有很多种说法,有的是以产地论,有的是以用处论,有的则是以等级论。我们这里采用晚清旗人金受申在其《老北京的生活》里对鼻烟的种类的分发,将在中国流传过的鼻烟分为三种,即洋烟、闻药和中国鼻烟。

洋烟,即外国产的鼻烟。《勇卢闲诘》说,“鼻烟,西洋语旧译为布露辉卢,今英吉利语译为科伦士拿乎”,是用上等的烟草研磨成烟末,有时还加入各种香料,窖藏后制成鼻烟来吸食的烟草制品。洋烟讲究膻、糊、酸、豆、甜五种不同的“味头”(《勇卢闲诘》则言四种),清代洋烟进口极少,主要是各国进贡给清廷的贡物,我们在各种史料中都可以看到很多南方洋人进贡鼻烟的例子,也正是因为来源稀少,所以清代洋烟价格极贵。金受申就说:“据古玩行人说,现在每一两洋烟与一两赤金等价,且不易觅得”,可见一斑。不过时至今日,我们可以买到的鼻烟则大部分都是外国产的,并且价格不贵,这不得不说是时代的变化。

闻药,金受申书中直言:“专为八方道理门人所用。用各种花叶碾成,有荷叶闻药、薄荷闻药等许多种”。所谓八方道理门人,即在理教。在理教,又叫“理教”、“理门”、“白衣道”、“八方道”,是康熙中期由羊宰创立的一种民间宗教,以佛教信仰中的观音菩萨为最高神灵,以道教内丹为修持功夫,以儒家五伦八德为教义核心。后来据说“被反动势力所利用”,于1949年被取缔。

中国鼻烟,即产于中国本土的鼻烟,清代康雍朝之后提到的鼻烟,一般多指此类。《勇卢闲诘》中说:“鼻烟,产自中土者为士拿乎”,是用上好烟草(金受申则言“以烟梗”)晾晒之后进行研磨,做成“烟坯”,俗称“坯子”。然后在“烟坯”之中加入一些特定的中药材和花瓣或者花露进行陈化。使用花瓣时只有香味存留,一般不会对烟草本身颜色产生影响,而使用花露的时候,根据混合的花露种类不同,其颜色也有区别。如《清稗类钞》所言:“有红色者,玫瑰露所和也;有绿色者,葡萄露所和也;有白色者,梅花露所和也。”我国自行生产鼻烟,在康雍时期已经出现,清初人王士祯《香祖笔记》中说,“吕宋国所产烟草,本名淡巴菰,又名金丝薰。近京师又有制爲鼻烟者,云可明目,尤有辟疫之功”,可为一证。到了同治时期,通商开放,鼻烟又进一步在民间流行起来,到了民国之后逐渐少有。

鼻烟的作用众说纷纭,一方面他具有提神醒脑功效,清代人认为“或冒风寒,或受秽气,以少许引之取嚏,祛邪秽疏散,积满亦解。”《红楼梦》第五十二回里,晴雯头痛,宝玉就让麝月“取鼻烟来,给她嗅些,痛打几个喷嚏,就通了关窍。”这也可以看出清代人对鼻烟的认知。另一方面,鼻烟的本质终究是烟草,大量使用也会上瘾,只不过其烟力比其他吸烟方式略为柔和。《清稗类钞》里说晚清王步云嗜鼻烟,“见之者每谓其鼻观中常日如积尘也”,这也算是鼻烟的一个“弊端”之一。

 

二·鼻烟壶与其附加工具

鼻烟壶,即装盛鼻烟的器物,据说西方洋烟是使用盒子来装的,故而西方称之为鼻烟盒,《勇卢闲诘》中说:“鼻烟盒则为士拿乎薄士”,而中国则使用特制的鼻烟壶来装鼻烟,这是从清代开始的。清人沈豫《秋阴杂记》说,“鼻烟壶起于本朝,其始止行八旗并士大夫,近日贩夫牧竖,无不握此”,也可见清代鼻烟壶的发展与普及。

鼻烟壶的分类大致有两种方法,即根据形状和材质的不同来区分。

根据形状来区分,按照金受申的说法:“上下一般粗成圆筒形的为‘爆竹筒’壶,大爆竹筒为武壶,小爆竹筒为文壶;肩粗底小的为‘坛子形’壶,大坛子壶多半用作墩壶,即储存鼻烟之用,小坛子壶很有些珍品;以外还有‘荸荠扁’壶”。

根据材料来区分,金受申将其整理为瓷壶、洋瓷壶、玛瑙壶、水晶壶、玉壶、料壶、药瓶壶等七类,赵之谦则整理为玻璃属、珠之属、玉之属、石之属、木之属、瓷之属等六类。

面对各种区分的方式,这里我们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区分鼻烟壶的种类,即区分其使用意义。具体来说,分为两类,其一是盛烟,其二是赏玩。

盛烟的鼻烟壶,被称为“正宗烟壶”,清代正宗烟壶,“以玛瑙、白玉、水晶三种为上品,制作非精不足取。”(《道咸以来朝野杂记》)。据说是因为鼻烟壶最早即是以这些材料制成,颜色并非完全依赖“画工”,而主要是“天成”,而且作为鼻烟的储存物件,这些材质十分适合,不容易破坏鼻烟的味道,壶体也不容易破坏。

玛瑙烟壶讲究“不能太大,常见的多半是小坛形”,颜色有红、黑、白、黄等等,均是依照原玛瑙的颜色和形态来制作的,有的是完全依赖玛瑙的形态颜色,有的则略加雕饰,缺点就是形状比较单一。作为三种正宗烟壶的材料之一,玛瑙烟壶也是我们现在能买到的烟壶里,价格最易被接受而且能凸显美观的。

水晶烟壶,讲求“晶莹剔透”,本来“没有什么美观”,经常做成小坛形或者大坛形,用来大量储藏鼻烟。但是,据说最早的内画壶即是从水晶烟壶开始的,这也是水晶烟壶给烟壶界做的最大贡献,不过一来内画壶不属于“正宗烟壶”的范畴,二来内画壶后来在料器壶上更为盛行,所以水晶烟壶整体来说在清中期之后比较少见。

玉烟壶,具体要各种玉石的种类来区分,如白玉、碧玉等等,其中以白玉为贵,与赏玉的讲究相同,玉烟壶也讲究“带皮子”,据说一个好的带皮子玉烟壶是价值连城的传家宝。玉烟壶的形状比较多,不拘于小坛形,一般是根据原玉的形状来制作的,也有形状很特殊的艺术玉烟壶。

赏玩的烟壶,即金受申所说,“好烟壶只能供人欣赏,谁也不肯用来装烟,天天身上带着”,这里说的“好烟壶”,即说的是赏玩用的烟壶。赏玩的烟壶一般画工精美,主要是瓷壶、洋瓷壶和料器壶。

瓷壶在清中叶之后最为普遍,宫中有精品瓷壶,民间有所谓“粗瓷”的瓷壶,品质差异很大。瓷壶主要讲究的是“窑口”和“画篇”,窑口即瓷的出产窑,画篇即瓷上的画图。窑口的不同决定了瓷壶的质量与基本价位,而画篇则有各种内容,如植物、动物、景色、人物,还有“系列画篇”如“一百单八将”之类,根据画篇的不同与精细程度,亦影响其价值。瓷壶中最为名贵的即是古月轩。古月轩烟壶,又作“法琅彩烟壶”、“瓷胎画珐琅”,其名称的具体来源尚有争议,但是肯定肇始于康雍时期之内务府,而以乾隆时为盛。古月轩的鼻烟壶,所用颜色十分华丽,具体来说,其的特点正如《勇卢闲诘》所总结的:“上为画采,间书小诗,壶足题‘古月轩’,其题‘乾隆年制’者尤美。”对于古月轩的具体问题,很多在学术界还有争论,所以我们这里姑且略过。

洋瓷壶,“皆造办处仿西洋者,铜质上各色彩,颇堪悦目,玩器之尤也”。具体来说,即是在铜、铁胎质上挂瓷釉,然后再在瓷釉上描画纹样,和我们现在用的搪瓷有些相似。据金受申所说,有说法认为此种方法是郎世宁传入中国的,故而最早画法均用西洋式,而画篇的内容也均为西洋景物或者故事。洋瓷壶除宫中所制之外,民间基本没有,据说其一是因为洋瓷工艺比较特殊,外人无法仿造,二来是因为清代内务府制作鼻烟壶,一次做百余个,之后经过挑选,选剩下的都要砸碎弃掉。而到了现在,洋瓷鼻烟壶也是十分少见的。

料器壶,是赏玩鼻烟壶里时代最靠后也是最讲究的一种,其从雍乾时期开始产生,到了晚清时分成辛家坯、袁家坯,勒家坯、山东料四种。其中“辛家坯,皆玻璃料地内含珍珠泡者,彩有金糕红、蔚蓝、湖绿水、金黄魄四种,雕花刀口极深,而彩皆通明。”《勇卢闲诘》评之为:“光彩夺目”,为清代料器壶里“最著”者。袁家坯与辛家坯相似,“制白砗磲地,彩凡五种,除前四色外,有松绿、豆青二彩,雕刻玲珑,非辛制之古雅者比,且多套彩。(原注:凡三、四色萃于一壶)”这两种是上等料器壶里较为常见的种类。而勒家坯,“藕粉地若冰雪,设色亦异。红紫苍翠,天然间迭”,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料器壶,数量也比较少。最后的山东料,则是仿照袁家坯制作但是质量相差很大的品种,最为廉价,有时也被作为市面上廉价鼻烟壶的统称。料器壶可以和瓷壶一样,在外面进行雕花或者染色,同时也可以进行内画,尤其是内画的料器壶,在道光时期出现,到晚清极盛,被视为一种雅物。内画即用特殊的勾笔,从壶口伸入壶中,在壶璧内侧画上画篇。晚清内画壶有马少宣、叶仲三、周乐元、乌长安这四大家,其徒子徒孙们后来被称为“京派”,亦为内画壶的主流。光绪时由毕九荣分出“鲁”派,到了当代,又有王习三分出“冀派”,和吴松龄自创的“粤派”,形成了现在国内内画流派的四大派。

于是内容再次回到我们的主题鼻烟壶,第二类我们称之为赏玩用鼻烟壶的这三种,绝不是“不能”装烟,而是“不肯”。笔者以前在族亲的古玩店内就看到过几只里面留有鼻烟的清代瓷烟壶和清代料器壶,只是说这些烟壶用来装鼻烟,多少有些顾虑。如瓷烟壶,据说瓷烟壶最怕“朝内吹气”,一经吹气,就会炸裂(不过瓷烟壶装鼻烟的极多,注意保护即可)。而料器壶,由于晚清多用内画,内画壶在装了鼻烟之后,装倒或取用的过程,很有可能破坏内画的画篇,使得其是去赏玩的价值,这才是他们很少被用来装鼻烟的原因。

另外还有特殊的鼻烟壶,如清代内外蒙古人均喜爱金属的鼻烟壶,故而蒙古以及关外的鼻烟壶,常有铜制之物,上亦有雕刻,十分美观。关内另有竹制、药瓶制、宝石制品等等,可见的数量不多,据说还有紫晶、雕漆等“另类”鼻烟壶,而当代科技进步的情况之下,“另类”鼻烟壶的种类也越来越多。

 

吸鼻烟的时候,除了鼻烟壶之外,还有几样工具比较常见,即鼻烟壶盖、烟碟、烟墩。

鼻烟壶盖,即鼻烟壶上方封口的盖子。《清稗类钞》说道:“鼻烟壶……上有盖,镶以珍珠宝石。连于盖者为鍫,则以牙为之,以取烟。”我们现在看到的鼻烟壶,其鼻烟壶盖大多是玛瑙或者珊瑚所制,有的配有骨制小勺(即鍫),有的则没有配骨制小勺,不过是否配小勺,并不影响鼻烟的使用,一般是个人习惯的影响。

烟碟,即吸鼻烟时用以盛鼻烟的一种小碟。清代人吸鼻烟,用少量时,则用小勺挖出鼻烟吸食,而需用大量(如与人共享)时,即需要从鼻烟壶中倒在烟碟或者烟墩上。《清稗类钞》说,“鼻烟盛于壶,吸时倾出,盛于碟,乃以指蘸之入鼻。碟以晶、玉、牙、瓷为之。” 《勇卢闲诘》则说,“鼻烟叠以象齿为之,刻铭四围。出入怀袖,久则色变如蜡。或如琥珀,亦可爱。也有以玉、翡翠、水晶为之者。”可见烟碟和鼻烟壶一样,讲求材质的精美。

烟墩,其作用和烟碟相同。其形状一般为以铜制成的小墩,上方有朝向下的有弧度的凹陷,用以盛放鼻烟。具体说到烟碟和烟墩的区别,大概是烟碟便于携带,张三李四在茶馆碰见,一起尝点鼻烟,怀中掏出一个烟碟倒出一点鼻烟,就可以一起品尝了,而烟墩较之笨重,不易携带。不过话说回来,烟碟使用时,多半是在“按”鼻烟,所以有时不如烟墩之便于取用(当然,烟碟亦有制成有弧度的样子的)。

 

三·鼻烟、鼻烟壶与老北京

其一·鼻烟、鼻烟壶与清代宫廷

有清一代,上到王公贵族,下到贩夫走卒,皆嗜好鼻烟与鼻烟壶。前面引用过的《秋阴杂记》里就说到过,“鼻烟壶起于本朝,其始止行八旗并士大夫,近日贩夫牧竖,无不握此”,而旗人和士大夫喜好鼻烟壶,很有可能是来自于宫廷的影响。遍览清代宫廷的史料,上至康熙朝,下至清帝退位,我们都可以看到鼻烟和鼻烟壶的相关记录,有的是外国使节正式递交的礼物,有的是外国商人带来的贡品,有的皇帝命内务府制作,而更多的,是皇帝赏赐给王公大臣以及臣子们搜罗来新奇的鼻烟壶进献给皇帝的。鼻烟壶是一种小器物,但是作为一种可以赏玩的物品,无论是臣子想要亲近皇帝,还是皇帝想要嘉奖臣子,都是一种很方便的方式,同时这种以审美为基本的交流,也可以促进二者关系的发展。我们拣选清代档案里几条关于鼻烟壶的记录聊为一观。

“在江宁天主堂西洋人林安,恭备葡萄酒十一瓶、鼻烟一瓶,并以西洋图记加封送来。”(康熙四十八年二月二十四日江南总督邵穆布为代进西洋人贡物折)

“谨开御赐珍宝,见珐琅黄地五色花瓶一件、珐琅梅花形五色香盒一件。珐琅五色花水盒一件、珐琅白地红山水画鼻烟壶一件、珐琅三羊双鹤图鼻烟壶一件、五色玻璃鼻烟壶一件、天然酱色石盒绿色端砚一套、天然东珠笔架一件,共计八件。”(康熙五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闽浙总督满保奏谢赏赐珐琅等珍宝折)

“广东巡抚奴才满丕谨跪进:汉竹鼻烟壶一个;保心石二块;巴思第里亚二瓶,据称此乃开胃、生痰所食之物;龙涎香一块;水安息四瓶;伽南香一块;黄羽缎二匹;黄星星毡一块;洋徽值一块,表一座;鼻烟四瓶;洋鼻烟壶四个,女儿香二盒;野蚕丝一百把;橄榄树干五百根,富川席十张。”(康熙朝广东巡抚满丕奏进物品折)

“赏刻有咒语之金银钱币、显微镜、望远镜、火镰荷包、金、玻璃、铜、各色磁烧珐娜鼻烟壶、连同荷包,及糖溃三种果,恭谨接领,谢恩……今皇父又赏御佩之鸡血石鼻烟壶,臣如获至宝,欣喜恭敬随身佩戴。”(康熙五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抚远大将军胤祯奏谢赏物及大军进藏折)

“三月十一日由驿赉到恩赐天王补心丹加味交感丸一匣、弓二张,井小刀、鼻烟壶等物,臣叩头抵领……御赐宝弓,臣已传旨颁赏岳钟琪琦一张,至小刀、鼻烟壶,又不仅巨之受赐为荣,而兼以推广天恩,鼓励众志。”(雍正二年三月十三日太保公四川陕西总督臣年羹尧为恭谢天恩事折)

“谕:盛京将军大臣官员兵丁及盛京居住之宗室觉罗姨舅之子孙,应如何赏赉之处,著总理行营大臣等议奏……得旨,将军阿兰泰,著加赏鞍辔一副,火镰、小刀子、鼻烟壶各一。副都统勒克、雅图、那兰图,著加赏火镰、小刀子、鼻烟壶各一。”《清高宗实录·乾隆十九年九月丁亥条》

“以克复安徽天长县城,江南提督李世忠得旨嘉奖,并赏珊瑚豆大荷包二对、小荷包四个、白玉翎管一支、四喜搬指一个、白玉烟壶一个、白玉佩一件。”《清穆宗实录·同治元年正月壬辰条》

“谕内阁,传谕哲布遵丹巴呼图克图:我朝崇奉黄教,信仰保护,二百余年矣……恩施格外并赐尔以先朝遗念,珊瑚念珠一盘,带嗉貂褂一件、白玉烟壶一个、翠玉搬指一个。”《宣统政纪·宣统三年十一月丁亥条》

总体来说,清宫鼻烟壶的兴盛期在康雍乾三朝,其中康熙帝时期为内务府造办处制作鼻烟壶创制了规模,并且开始了珐琅鼻烟壶的制作,可以说为清代鼻烟壶艺术的领头人;雍正帝对于鼻烟壶的制作更为积极,他任命他最为信赖的允祥主管造办处事务,相互商讨鼻烟壶的制作和用色等等内容,清代造办处档案里还有其钦定制作黑地白梅花和红地白梅花的记录(据说雍正帝喜欢黑色,故喜爱黑釉为地或用黑线勾勒),在此时期又设计出了葫芦式、荷包式的鼻烟壶样式,打破了以往鼻烟壶呆板的形态;乾隆帝继承其父的衣钵,也在鼻烟壶的设计上十分用心,特别是珐琅鼻烟壶,在乾隆一朝大量生产。这个时期,出现了掐丝珐琅和画珐琅相结合的鼻烟壶,而形态又创造了玉兰花式、八角式、孔雀开屏式等等新形态。而到了嘉庆朝之后,清宫鼻烟壶的制作虽未停止,但是整体数量减少很多,质量也大幅下降。

 

其二·老北京的鼻烟铺——天蕙斋

据老人所讲,晚清民国时期,鼻烟经常是在烟草铺里出售,也有在茶叶铺等寄卖的情况,而真正专门做鼻烟生意的门脸只有两处,一来是新街口某商号,专卖大路货的“坯子”和其他低价的花露花瓣熏制的鼻烟。除此之外,就是大栅栏的天蕙斋。

天蕙斋是道光时期,旗人杨运峰在前门大栅栏东口路南开的门脸,最早取名为“聚兴斋”,专卖鼻烟,另出售鼻烟壶等等相关物品。光绪二十六年,北京拳民争执,造成了大栅栏大火,从老德记烧起,殃及聚兴斋,片瓦无存。数年之后,聚兴斋再次开张,更名“天蕙斋”。

天蕙斋的鼻烟是专门配置的,合作的鼻烟厂也是老北京的老字号,即“谦益和鼻烟加工厂”。天蕙斋的鼻烟,讲究“好料细制”,其烟叶是山东省兖州滋阳县所产,叶脉细、无粗梗、烟味浓、性柔和、油性大。这种烟叶做成“坯子”之后,就送到福建去“头熏”,因为福建的茉莉香气正、香味浓。“头熏”一个季度之后,再送回北京,用右安门外专门地区的白茉莉鲜花熏制,熏数次方可成品。而且天蕙斋鼻烟讲求新鲜,每日上新货,绝不干燥,故而成为北京鼻烟铺中的翘楚。

由于天蕙斋的鼻烟讲究,故而价格也十分高昂。民国初年,天蕙斋鼻烟分为十级:一级“高万馨露”,每两售价银元二元五角六分;二级“万馨露”,每两一元二角八分;三级“万鲜露”,每两六角四分;四级“万蕊露”,每两四角八分;五级“高万花露”,每两三角二分;六级“万花露”每两二角四分;七级“御制露”,每两一角九分;八级“茉莉露”,每两一角六分;九级“双花熏”,每两一角二分;十级“坯子”,每两一角。当时一袋44斤重的洋白面,才卖二元四角,可见天蕙斋鼻烟价格之昂,故而那时天蕙斋的主顾多为当时社会上层人士。

另外,梨园行的大部分男演员,都和天蕙斋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据说李洪春跟谭派文武老生刘春喜学艺时,就经常去天蕙斋给老师买鼻烟。李出师后,只要没有演出,就多半呆在天蕙斋,和丁永利经常借天蕙斋的楼上给门徒说戏。故而也就有人说“天蕙斋专做梨园行的生意,诸大名伶,天天要到天蕙斋闲谈天的。”

民国之后,卷烟大兴,鼻烟日渐衰微,新中国成立之后,卖鼻烟的商铺纷纷关闭,而天蕙斋一直坚持着。到了1960年,天蕙斋以一个独立店面并入了大栅栏聚庆斋糕点铺,附属在纸烟柜台内,仅占一很小角落。1968年,“谦益和鼻烟加工厂”停业,天蕙斋的十种鼻烟均不再生产,而70年代,天蕙斋柜台也正式歇业。

1986年,“谦益和鼻烟加工厂”的某师傅在很多老人的要求下再次进行鼻烟加工,但是只有茉莉薰和桂花熏两种品种(俗称“老桂花”和“老茉莉”),随之在1989年,天蕙斋恢复营业,但是销量并不理想,而到了1998年,“谦益和”也最终倒闭,天蕙斋老货断货。近几年(笔者记忆中是2011年)天蕙斋使用新技术制做了桂花熏、茉莉薰和万花熏三种鼻烟继续销售(俗称“新桂花”和“新茉莉”),作为我国鼻烟的继承,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情。现在市面上,老茉莉薰基本上买不到了,老桂花熏还有少量存货,新品则十分充足,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买来试试,或者买来储藏,也是一种风雅的事情。

 

其三·鼻烟、鼻烟壶与北京民谚

清代北京人对鼻烟十分熟悉,并且喜爱鼻烟的、用鼻烟也很多,无论官宦人家也好,贩夫走卒也好,鼻烟都很普遍,尤其是老北京的旗人,日常生活讲究“早茶晚酒饭后烟”,而且鼻烟壶一项,也可以彰显身份,故而对于鼻烟十分喜爱。正式由于老北京人喜爱鼻烟,所以老北京的俗语和歇后语也多有鼻烟的记录,反之,这些俗语或者歇后语,也多能体现老北京人使用鼻烟时的形态。我们这里举两例:

“买鼻烟不闻——装着玩”

“买烟壶不用——揣着玩”

这两句歇后语都是用来讽刺装傻充愣或者明知故犯的行为的。

对于世家贵族而言,鼻烟的意义更多在于鼻烟壶以及配件的精美,即所谓的“雅好”而并非对吸食鼻烟有多么强烈的瘾。所以很多贵族子弟怀中经常揣着一个空的内画壶,只是闲来无事赏玩一番而已,或是在一个精美的鼻烟壶内放上极为名贵的鼻烟,与人交际时让与他人品尝。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这体现了清代贵族对鼻烟和鼻烟壶的使用。

“茶叶越喝越高,鼻烟越闻越次”

这句俗语是说,喝茶的人,越喜欢喝茶,其口味则越来越高,喝的茶则越来越贵。而闻鼻烟则相反,一开始可能接触的是中等鼻烟,使用的次数过多,形成了烟瘾,就只会追求更差的鼻烟了。

这句话其实体现的是普通人使用鼻烟的习惯。老北京的劳动人民对于各种鼻烟,最喜欢买“坯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吸食鼻烟的量比较大,所以烟瘾也较大。北京的鼻烟,品质越高,烟味越浅,花香越浓,讲求“先有花香,后有烟香”,这种高级鼻烟反而不能满足烟瘾的需求,所以普通人民特别是卖劳力者,多喜用“坯子”,以其“力道大”、“越闻越烈”,有助于缓解身体和精神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因为和其他熏过的鼻烟相比,坯子的价格最为便宜的缘故。

 

后记

一股脑儿写到最后,感觉很久没有写文写的如此之顺畅过了,一天基本堆完,感觉相当爽快。

我接触鼻烟,不算早也不算晚,作为九零后的我,很小的时候家里亲戚让我闻过一次他珍藏鼻烟,据说是万馨露或者万花露一类的老鼻烟,那时候不懂,也不在意,呛一下就过去了。后来上网一提到鼻烟壶,发现很多人都知道,但是一问鼻烟壶是做啥的,很多人不知道,甚至有年轻人说鼻烟壶是用来装酒的。后来进一步接触文史,才了解到鼻烟现在是如何一个情况。

我本人不抽烟,但是我包里常带有鼻烟,或许就属于所谓“装着玩”的那种类型吧,而我玩鼻烟,并不是因为彰显身份或者赏玩艺术,而仅仅是觉得这是北京文化的一个快要绝迹的点,而想要将它再多延续一段时间而已。《茶馆》里有句话,“我爱大清国,我怕它完了”,文化也是这样,无论作为北京人也好,作为北京旗人也好,我都感觉到所谓文化的消亡是可怕的。

第一次在网上写关于鼻烟的文章,似乎是2011年在索伦珠满语班讲电影“八旗子弟”时候写的小知识点。李翰祥的“八旗子弟”是以邓友梅的小说《烟壶》作为原型的,其中体现老北京的鼻烟文化就很多,不过里面细节错误也是有的。这次借着和人讨论鼻烟壶的机会,写完了这篇长文。算是把我知道的鼻烟的东西基本都写出来了,如果看文章的您,能从这篇文章里了解鼻烟和鼻烟壶,就是我最大的满足。

当然,我只是一个年轻人,对于鼻烟和鼻烟壶的使用还缺乏心得,若文章之中有何愚鲁,欢迎方家指正。

 

 

参考资料

《清实录》

《宣统政纪》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

《清稗类钞》

王士祯《香祖笔记》

赵之谦的《勇卢闲诘》

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

沈豫《秋阴杂记》

金受申的《老北京的生活》

灜生《老北京与满族》

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生活》

李连邦《天蕙斋鼻烟铺》

朱培初 夏更起《鼻烟壶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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