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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纳博科夫,苏联俄联邦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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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吧,记忆》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4月版 定价:28元

《愚人学校》是一本非常有趣的小说。作者萨沙·索科洛夫是出生在加拿大的俄国人,3岁时因为父亲被指控为俄国间谍而被加拿大驱逐出境,他便随着父亲返回苏联。《愚人学校》是他于1976年在美国出版的作品,问世之后,评论界对这本书的看法一直很两极化,纳博科夫等俄裔作家认定这是一本杰作(尽管纳博科夫本人判断杰作的眼光向来飘忽不定),也有评论家认为这本书混乱不堪,无聊乏味。  这与《愚人学校》的写法有关。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弱智学校的青少年,整本书的叙事氛围便与主人公内心荒谬、混乱、跳跃的意识流融合在一起,时而穿越时间与空间,将情节与叙事秩序打破后再拼贴重组,句子中还混合了大量的文字游戏。通过这些美学特点,读者能很直观地感受到主人公的情绪变化,以及他所处世界的混乱与无序。当然,对于私人心理和潜意识象征不感兴趣的读者而言,《愚人学校》的节奏的确很难进入。

回首前尘往事,在自传《说吧,记忆》中,纳博科夫不无揶揄地提到:早年上学时,学校里的老师说他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作家,他还特意强调了自己年轻时写作诗歌所经历的痛苦。看似出于一种“抗议”,当他1977年7月2日在瑞士洛桑病逝,墓碑碑文上,他的姓氏后面径直就是“作家”的称号。事实上,这位俄裔美籍作家一生的经历和创作,已远非“作家”两个字所能涵盖。作为20世纪杰出的小说家和文体家,他卷帙浩繁的作品,足以使他跻身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博尔赫斯等世界文学大师之列。

2009年4月23日是二十世纪小说大师、文体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诞辰110周年的日子。为此,上海译文出版社世纪新文本出版中心特别推出了他的自传《说吧,记忆》的新译本。在新书出版座谈会上,世纪新文本出版中心总编辑、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助理赵武平详细介绍了这本书的出版情况,文化批评家张闳、王晓渔,《纳博科夫传》译者刘佳林,以及知名书评人刘苇、赵松和云也退就该书展开了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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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生前还是身后,围绕纳博科夫总有很多的话题。因为“禁书”《洛丽塔》,他风靡了整个世界,也让书迷们至今对他兴趣不减;结构奇特的《微暗的火》,庞杂艰深的《阿达》等作品,让读者望而却步,却使得众多评论家为他未获诺贝尔奖而鸣冤叫屈;对蝴蝶矢志不渝的喜好和研究,为他的作品蒙上了变幻迷离的光影;该不该出版他遗嘱中要求销毁的遗作《劳拉的原型》,多年来一直引发着世界文坛的无尽悬想。4月23日,纳博科夫诞辰110周年,当我们纪念他时,我们该说些什么?

赵武平:《说吧,记忆》在纳博科夫所有作品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作品。纳博科夫早年的创作主要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即西方文学走向后现代的前期。当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先后出版,在出现所谓意识流、所谓现代派的基础上,他们在颠覆传统文学的范式,不再延续传统小说写作,而是试图写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作品。《说吧,记忆》可算是其中的一种。作品从名字来看,就是对过去回忆的重新整理,一种对往事的追溯;其实是一部合集,纳博科夫也许从来没有打算要写一部完整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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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纳博科夫说他要写两本书,一本叫《沙滩边的王国》,后来就演变成《洛丽塔》,另一本要尝试打破虚构和写实的界限,用科学的方法来探索人类的记忆和人类的文化创造的关系,也就是现在这本自传式回忆录。发表时,别人很难看出来这是纳博科夫的自传,因为很难判断这是小说还是传记。在这本书里,他完整再现了俄国革命发生之前,俄罗斯贵族的生活,俄罗斯上层社会的生活,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他追述他的祖辈深厚的文化传统,讲述带他的佣人、最初接触的小女孩、十二三岁男孩青春期来临的感受,还有他写的第一首诗。列宁革命推翻沙皇之后,他们家族就流亡到了柏林,他自己又去英国剑桥读书。之后,他赶上了欧洲流亡文学家、艺术家的大汇合,当时海明威、费茨杰拉德、毕加索、阿拉贡等都在巴黎聚会。

纳博科夫把所有伟大的文学作品都称为童话,他说:我们应该尽力避免犯那种致命的错误,即在小说中寻找所谓的“真实生活”,我们不要试图调和事实的虚构与虚构的事实。《堂吉诃德》是一个童话,《死魂灵》也是如此,《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则是最伟大的童话。

纳博科夫的文字非常难译,没有对西欧文化传统和英语文学深厚研究的学者是译不出来的,纳博科夫使用了大量用拉丁语转写的俄语,他在谈到柏林流亡生活时,不少专有名词用了德文的说法,译者必须找俄语、德语、法语的学者一起来探讨,才能完整解决翻译上的学术问题。书中所有谈到生物学现象,比如涉及鳞翅目科的术语,不是简单查阅哪一本术语词典可以解决的,王家湘教授翻译时甚至要去请教昆虫科学家。由此可见,一部在文学史上地位很高的名著,翻译起来的确很不容易,这是需要向翻译家致敬的。

文学是童话,那么作家就是魔法师。在他看来,真正伟大的作家首先应该是高明的魔法师,“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待一个作家:他是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师。一个大作家集三者于一身,但魔法师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作为魔法师的纳博科夫,总是极力否认自己的创作有政治或道德的目的,对他来说,文学创作是一种自娱,是运用语言进行的一种对现实的超越。

刘佳林:我正在翻译新西兰学者博伊德的《纳博科夫传》,也碰到一些翻译问题。纳博科夫的母语是俄语,后用英语写作,法语也非常好,他后来收入《说吧,记忆》的《O小姐》最初就是用法语写成的。同时,他又精通国际象棋,他的作品涉及很多的象棋术语。这些都给纳博科夫的翻译工作增加了难度。我曾仔细对照过《说吧,记忆》的原文和译文,应该说王家湘教授的翻译非常严谨、忠实。

讳言政治的纳博科夫,却始终没有摆脱政治的纠缠。俄国十月革命后,他做了“向西方的选择”,于1919年背井离乡,辗转伦敦、布拉格、柏林、巴黎等城市,抵达美国后,他选择用英语进行创作,最终将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化抛在身后,这在很多俄罗斯人看来,是对祖国和故土的一种背叛。他的作品常被俄罗斯本土的作家和读者指责为太缺少“俄国性”,缺少“俄国式”的沉重,更少对生活的关怀和伟大的思想。纳博科夫自然不屑于理会这种看法,不仅如此,他还表达出对美国这个“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故乡”无所避忌的亲善和喜爱,这不免使俄罗斯人的民族感情受到伤害,时不时引起他们强烈的抵触情绪。

关于《说吧,记忆》,我个人觉得,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把握。第一,可以从传记史的坐标中来对《说吧,记忆》进行定位,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它的独特性。在西方,自传传统主要是由奥古斯丁、卢梭等开创的,它具有鲜明的忏悔色彩,自传作者在讲述生平的同时往往要对自我进行解剖,对一些不为人知的隐私进行揭秘。但就像在小说创作中一样,在自传写作中,纳博科夫也试图寻找新的道路。他声称要写一种“新自传”,它不同于奥古斯丁、卢梭和托尔斯泰等人笔下的那种忏悔式文体,而是诗与真的结合,是亲历的真实生活与温馨的追忆的结合。因此,尽管纳博科夫的个人生平中不乏可以忏悔的内容,比如他曾偷看弟弟谢尔盖的日记,发现他是一个同性恋;比如他曾将一个刚刚失去父亲、来他家小住的同学丢下来,自己去捉蝴蝶;他曾傲慢地对待仆人,受到父亲的批评,但这些内容在《说吧,记忆》中或者仅仅作为事实做了交代,或者只字不提,纳博科夫并没有像传统自传那样作为重要的话题展开。纳博科夫更多的是将自己的生平艺术化,从而写出了一个充满诗性的传记文本。就此而言,它与萨特的《词语》、伍尔芙的《存在的瞬间》同属于艺术性更强的文学性传记。

然而时过境迁。赫鲁晓夫的曾孙女尼娜·赫鲁晓娃,却借由纳博科夫独特的人生和创作姿态传达出了截然不同的信息。有悖于其曾祖父1956年对西方说过的断言:我们要把你们埋葬掉。五十年后,她却说:需要割弃的,恰恰是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人意识中惟我独尊、超然于世的神话。恰恰是纳博科夫,也只有他能代表俄罗斯的未来,他离开俄罗斯,却能融入西方的处世经验,是当今俄罗斯现代化进程最好的注解。

第二,可以从纳博科夫的艺术作品与自传的关系来理解艺术创作与个人生活的关联,进而可以比较传记叙事与小说叙事在处理同样的题材时的不同手法。《玛丽》所描写的主人公加宁与玛丽之间的爱情实际上就是纳博科夫与塔玛拉(舒尔金、柳夏)的故事,纳博科夫甚至将她写的五封热情洋溢的书信直接用到《玛丽》中。《防守》关于卢仁的童年及家庭教师的描写,《阿达》中的家族史,等等,都与《说吧,记忆》存在着题材上的关联。

在赫鲁晓娃看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契诃夫,俄国文学的主人公大多沉溺在一个诗和理想化的“幼稚的俄罗斯天堂”里,就个人问题谴责着命运,苦苦思索、受苦受难,也不愿意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采取任何实际的行动。而他们所谓“俄罗斯伟大灵魂”的信念,也不过是挡在落后前面的一层迷雾、一块镜子。纳博科夫相反,他迫使自己的角色过一种常人的生活,不去用那种“伟大的精神的深度”思考生活的苦难。在《阿达》等作品中,他重新诠释了俄罗斯小说——将所模仿的作品中那种对个人不幸和公共化生活的描述,转向强调一种对个人创造“幸福”命运的观念。

第三,关注《说吧,记忆》本身。我个人是从四对关系来理解的,这四对关系之间又有交叉重叠:一、非常个人化的生平故事的书写与精致的、非个人化艺术形式的建构;二、各章主题相对独立的发展与章节主题之间的相互渗透与呼应;三、事件在物理时间(过去)中的展开与事件在心理时间(现在)中的组合;四、生命的螺旋式演进与时间之狱的瓦解。

俄罗斯人显然无法接受这样的观点,他们宁可相信一个无关政治的纳博科夫。但让他们欣慰的是,虽然一生漂泊异乡,纳博科夫却始终带着“我需要的俄国的一切”:文学、语言和我自己在俄国度过的童年。他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英语作家,也没有失去对母语的热爱,并在翻译俄罗斯作品中找到了慰藉。在他后半生,花费了十年之功译介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而用几乎同样多的时间,他已经写出了最著名的三本英语小说:《普宁》、《洛丽塔》和《微暗的火》。

王晓渔:纳博科夫让写作者觉得很崩溃,一个作家居然可以把语言使用到这种程度,又让阅读者觉得很有希望,唤起了我们对文字的欲望。阅读《说吧,记忆》的感觉,有点像亨伯特见到洛丽塔。洛丽塔的魅力在于她无法归类,《说吧,记忆》同样无法归类,纪实和虚构互相交错。记忆的特点,正在于它不仅是事实,还包含想象。《说吧,记忆》不仅是一本回忆录,还兼具小说的叙事和文论的分析两种特点。《洛丽塔》曾经遭到很多道德指责,一个作家不应该因为他书写的内容受到“株连”。回忆录,就像刘佳林先生前面所说,常常具有忏悔的传统,忏悔作为精神内在的自我反思是需要的,但忏悔的传统很容易成为一种道德化的叙事,如果自传变成小学生写的检查,阅读的乐趣就全都没有了。《说吧,记忆》的优点是不中立、不客观、不讲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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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闳:《说吧,记忆》意思其实就是“记忆的言说”,是“记忆”(而不是记忆者)在说话。这个回忆录的传主是“记忆”。纳博科夫提到他喜欢的几个人,其中有好几个是跟“记忆”这一主题有关,比如柏格森,一个哲学家,他阐述过记忆在意识中是怎样被建筑起来的。过去传统的回忆录,认为记忆是稳固的,而且有能力甄别正确、错误,可以自由处理事实,但纳博科夫不相信这些,甚至不相信自己能够支配我们自己,记忆有它自己的逻辑、语法和表达。它有自身的“主体性”,人不过是记忆的一个信息载体而已。

据说,纳博科夫作品最早的中文译者梅绍武,曾被一个编辑劝说翻译《洛丽塔》。他思虑再三还是选择了拒绝,理由很简单:虽然他认为这是纳博科夫最好的一部作品,但小说讲的是一个老头和一个未成年小姑娘的畸恋故事,这有悖于我们中国的道德观念,他不能接受。

纳博科夫重新改造了俄罗斯人的心智结构。假如从文学可以看出一个民族的心智结构的投射的话,俄罗斯文学一直不断地谈论灵魂、心灵的问题,但它的灵魂和心智是没有形态和结构的。比如说,但丁谈天堂、炼狱、地狱,是有非常清晰的几何结构的,这样的表达其实是他心智结构的形态;但托思妥耶夫斯基谈灵魂是没有形态的,是离散、混乱的。这样的东西是会有一种魅力,但纳博科夫很难忍受一种模糊的、离散的、混乱的事物,也不喜欢仅靠情感来支撑的表达灵魂、表达心灵的状态。纳博科夫是一个生物学家,他喜欢蝴蝶,蝴蝶很轻盈、很漂亮,但更重要的是蝴蝶的翅膀的结构,是上帝的造物达到一种完美的状态。他的创作就像是模仿上帝创造蝴蝶这样一种生物。有几种蝴蝶甚至是以纳博科夫的名字命名的。另外,他还是一位国际象棋高手,还写过几部与象棋有关的小说。棋局可以看做是人的心智内在结构的一种投射,理性的一个外部的镜像,甚至,还可能是无意识的一种表征。

事实上,纳博科夫于55岁时写成的这部小说,在当时的美国与欧洲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其中最惹人眼的当然要算是那个火辣辣的“性”以及它给人们带来的困惑和思考。

对于纳博科夫来说,事件在时间中有某种先验的布局,就像是一个棋局一样。而“事实”只不过是这种布局结构的一些建构材料而已。他可以随意地虚构一些东西来充当建材,无论真实与否,事件的整体形态不会改变。对他来说创作完全是一个智力游戏,不断地探索建构世界秩序的可能,就像不断翻新棋局一样。他认为博尔赫斯没有能力建构大的结构,只能创作一些小品。在文学史上,有一个可以跟他相媲美的作家,就是卡尔维诺。

小说出版的过程一波三折,先后遭到四家神经紧张的美国出版社拒绝,好不容易终于由奥林匹亚出版社在巴黎首版,书被牟利的书商带到英国后,却遭到英国海关的查禁。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撰文为小说辩护,又引起英国出版界和批评界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1956年,《洛丽塔》在法国遭到查禁,理由是它有淫秽内容。不过,美国海关却同意这本书进入美国。此后,小说先后在各国解禁。

赵松: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是对传记文体的一种颠覆。在通常的文学知识里,我们一般会认为传记是要尽可能贴近真实的,但在普鲁斯特以来的现当代作家眼里,尤其是纳博科夫这样的作家眼中,传记尽管要基于个人的记忆,但是人的记忆是有虚构性的,记忆并不可靠,时不时地会发生错乱,会发生时间上的错位,事件有可能会张冠李戴,这个人说的话、做的事情会被安在另一个人身上;经过漫长岁月的淘洗,有些东西被遗忘了,有些东西还留着,但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和形态,这很微妙。

然而,《洛丽塔》引发的争议却从未停息。有人认为,纳博科夫在作品中批判了男主人公无耻的个人主义,并通过这个人物对某种美国式的淫欲进行了讽刺;也有论者认为,该书是“衰老的欧洲诱奸年少的美国”的象征;近年则有传闻称,该书涉嫌剽窃,至少灵感嫁接自他人。作家在籍籍无名的年头里,偶得一本同名标题的18页短篇小说,写的也是一鳏夫一少女的畸恋。当时他只是读读罢了,没刻意往心里去,到面对打字机盘算着写个什么书稿时,这故事便浮出记忆,顿时非同一般。

作为自传性作品,像《说吧,记忆》这样的著作,它真的和一部小说没有太大区别,从结构的方式和叙事的方式,它都显露出很强的虚构特征。这和二十世纪以来,包括现象学对人的记忆、人的思维的一些看法是相似的,所谓的真实,在文学艺术里没有一种绝对的状态,就像在人的记忆里,在人的想象里一样。所以,纳博科夫依据的资料、他个人的记忆,是否是事实,已经不重要了,首先它(《说吧,记忆》)是一个作品,永远不要去探讨,哪句是真话,哪句是假话,什么事情是不是发生过,它的关键,是“说”的艺术,也是关乎“记忆”的艺术。艺术的,就是真实的。

面对种种争论和传闻,要是纳博科夫地下有知,或许并不引以为然。他曾公开声称,自己的小说是一种“揶揄式模仿”。在《眼睛》里,他模仿的是19世纪的爱情故事,在《绝望》中则是模仿侦探小说,而《黑暗中的笑声》正如他自己所言,模仿的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电影中盛行的那种廉价的三角恋爱故事。不仅仅是模仿,在这部小说中他甚至不惮于在故事中,事先把结局“和盘托出”。

刘苇:纳博科夫在世界文学范围内,也是一个少见的殊异者,他与卡尔维诺、博尔赫斯、普鲁斯特、卡夫卡一样,具有独一无二的风格。《说吧,记忆》、《洛丽塔》,还有《微暗的火》是纳博科夫重要的作品。《微暗的火》开创了评论体小说新样式,而《洛丽塔》和《说吧,记忆》则有着一种文本上的完美性,叙事中镶嵌着隐喻,语言在连绵起伏的节奏中携带着令人心醉的比喻蜿蜒向前,即便翻译过来,我们也能领略到思绪的奇妙和它的音乐性。纳博科夫想表达的是他吸收到的欧洲文化的精华通过他的语言把它们传达出来。所以他是一个绝顶骄傲的人,他俯瞰众生,试想有多少人能像他那样把文本演绎至如此炫目境地。读他的作品你会有一种绝望感——也唯有纳博科夫能把一件事叙述得如此漂亮。他就像一个体操运动员,通过文本和语言来完成一连串的高难度的动作,对此,你只有惊叹的份。而感受到他文本的绚丽,那正是他想要通过作品传递出来的意图。纳博科夫在文学讲稿里声称“所谓思想无非就是一句空话”,也只有像他这样的作家才有资格说这句话。

纳博科夫擅于模仿,他永远站在小说之外,冷静地观看主人公的表演,在惟妙惟肖的刻画中发出揶揄的微笑。现实生活中,他不会把故事老老实实地放在一个文本里,却会把它们洒落到许多地方。《奥勒留》里,一点点蝴蝶;《菲雅尔塔的春天》里,一点点侨居光景;《天赋》里,一点点柏林、俄罗斯诗人和他年少时的蝴蝶标本。当然不仅仅如此,1922年,他的父亲在德国柏林被俄罗斯君主制主义分子刺杀,原因是他尽力掩护了他们真正的目标——一位拥护宪法的在野党领袖。这一关于错误认知而导致误杀的情节,就反反复复出现于他《绝望》等几部小说里。同样,我们不难从《眼睛》、《防守》等作品中找到他妻子薇拉的影子,还有他们共同生活的痕迹。

至于《说吧,记忆》中是否含有纳博科夫的真实经历是无关紧要的。纳博科夫本人也反对弗洛伊德式的心理探究,而从他的自传中搜寻他的其他作品人物的影子,即便得出结论也离臆想不远。《说吧,记忆》属于半自传体小说。“半自传体”文体现在很风行,像奈保尔、拉什迪、库切等都在使用,他们只是从自己过去经历中抽取一些“记忆样片”,然后打乱了当作小说创作的素材,至于里面事件是真是假,恐怕作者本人也未必说得清楚,因为记忆有时会失效的,它也有一定的保质期。但那些记忆碎片所折射出来的精神取向是与作者内心相一致的。

纵使模仿,作为一个“严峻的道德家”,纳博科夫却并不“轻浮”,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写作的目的“不是故弄玄虚,而是要表达真切的感受和洞察的思想”。终其一生,他“真切的感受和洞察的思想”全都蕴涵在了“残酷”二字中。因为残酷,所以摧毁了温柔、天赋和尊严;因为残酷,所以滋生了庸俗、愚昧和罪恶。因此他才反复告诫我们“残酷”是人类最坏的行为,而与之相反的善是仁慈、自尊和无畏。

王家湘教授的翻译很到位。纳博科夫的那种复杂性,他所要表达出的思绪中的巴洛克式的繁复而又富丽的花纹图式,王家湘在译本里体现了出来,这是一种复杂的语言结构,甚至还是一种复杂的思维结构,我通过这一个文本品尝到了它所流淌而出的甘美的滋味。

云也退:纳博科夫的句子里面定语和状语的复杂程度超出想象。他的风格变化很多,相隔两年的两本书,可能会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唯一相同的就是他的智性是毋庸置疑的,他有很高的驾驭文字、驾驭情节的能力。比如说,《黑暗中的笑声》和《防守》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黑暗中的笑声》叙事节奏非常快,三行字就可以把内容说一遍,他不怕读者因此而失去兴趣。而《防守》就得咬牙忍着他的意识流的铺陈。他对大局的把握,把一个细节刻画到什么程度,才能够非常贴合叙事的过程,贴合这一段文字所要表达的感觉,一般人都望尘莫及。

在《说吧,记忆》开头有这样一个情节,说到小时候一个将军到他家来玩,跟他在沙发上摆火柴,这时候来了一个将军的秘书之类的,他起身的时候,因为沙发一下子弹起来了,火柴就散了。他还把这个细节和这位将军当时接受的一个任命相结合,自此作者就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将军,一下子就把火柴散掉的细节变成了一种象征,变成他和这位长辈在一起的愉悦童年的瓦解的象征,就像历史的大背景一下子把这个人从他的生活中吸走了那样。这可能是故意编排的巧合,但是让读者很享受,像这类细节在他的每一本书里比比皆是,他可以很自由地拿捏。他的小说总能有很多惊喜,他是一个可以模糊一切界限的人。在《微暗的火》、《绝望》里,纳博科夫都提出一个问题,自我究竟是不是我所认为的自我?天才小说家都具备一种越界的能力,他在《绝望》中提出,我能不能凭我主观的理解,就可以把一个不存在的事实变为事实,他的这种情结是很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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