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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瑟尔Berg,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直面人类首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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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基督宗教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作用及其影响,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基督宗教如何参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由于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在相互理解和接纳上仍存有一定的障碍或问题。“全球化”发展使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再次拉近,在这种已无法回避的“近距离”或“零距离”的彼此“亲近”中,究竟是找到一种“亲切”,还是感到一种“紧张”,就成为反思二者关系的历史并重构或开创其当今关系的一个重要契合点。这是一个挑战,也是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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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末,西方理论界出现了第一波反思全球化的高潮。短短几年来,巴黎恐袭、特朗普上台、右翼势力兴起,一系列事件让上世纪末初具轮廓的全球化危机成为最真切的现实。后革命时代假想的“历史终结”没有到来,在今天,“文化之争”的逻辑取代了冷战年代敌友划分的模式。现实演变之快超乎我们的理解:国际恐怖主义,气候变化,金融和货币危机,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对于这一切,人们根本没做好政治上的准备。《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可谓应运而生。该书收录了全球15位前沿思想家对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危机的论述,他们从不同学科和国界出发,在更广阔的历史情境中定位时代的精神状况。毫无疑问,我们正处在激烈的政治变革期,身处一个仅仅几年前还无法想象的世界,旧的自由民主话语业已失效,文化左派的角色也亟待反思。缺乏制度和文化准备的社会,如何解救自身?

论及基督宗教在当代中国的社会作用及其影响,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基督宗教如何参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由于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在相互理解和接纳上仍存有一定的障碍或问题。“全球化”发展使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再次拉近,在这种已无法回避的“近距离”或“零距离”的彼此“亲近”中,究竟是找到一种“亲切”,还是感到一种“紧张”,就成为反思二者关系的历史并重构或开创其当今关系的一个重要契合点。这是一个挑战,也是新的机遇。

衣俊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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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出现了重大变化和积极发展,社会主流表达了与世界共在、求人类和谐的美好愿望。然而,没有一种精神的支撑,缺乏一种信仰的凝聚,社会和谐并不容易达成。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社会恐慌,实质上是一种信心上的危机,即在金融、经济交往中信任的缺失。这种信心上的危机和信任上的缺失使金融“资本”变成失控的“幽灵”,在其飘荡中引起市场的震荡和人心的震动。恰如以往这种信心和信任曾带来金融资本的扩大、膨胀那样,今天其信心和信任的缺失则使这种金融资本迅速消失、蒸发。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种在金融资本上的“信仰”或其殒灭可能会直接影响其“资本”的大与小、有与无,因而使“信仰”本身也成为一种独特且颇具影响力或决定性的“资本”,并直接对社会的稳定或动荡起着作用。没有信心、信任,则很难建立和巩固其信仰。顺着这一启迪来思索,我们也可以考虑“信仰”在现代社会中作为“精神资本”的意义及其变化和影响的问题,进而分析基督宗教在中国社会的信心、信任状况,由此尝试揭开基督宗教信仰在当代中国的定位及命运之谜。应该说,我们仍需要相关的信心及信任来恢复或重建基督宗教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和谐,而“爱的神学”的提出,则正是回归基督宗教作为“爱的宗教”之本真的当代努力;通过这种“爱”,“和谐”则可以从理想而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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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实施,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从目前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艰巨的任务来看,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和考验,其中突出的问题有二:一是我们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丰富的成果,但是,这些研究还比较多地限于“中国向度”,没有充分敞开国际视野,没有真正从全球化的高度来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二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还比较多地停留在学理层面,那种能够切中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直面人类发展重大问题的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还不够多。这两方面的问题同目前世界格局中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影响力方面的“西强我弱”状况刚好是相吻合的。

  我认为,要克服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这两方面的薄弱环节,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上下大功夫;而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根本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必须敢于直面和回应人类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生命力之所在。

  

  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根植于对时代问题的穿透力

  

  回顾20世纪的人类历史进程和世界历史风云,我们不难看到马克思主义的特有力量和当代价值:从社会主义实践的壮丽日出,到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从对资本主义的执着批判,到对人类文化困境的全面反思,处处都有马克思主义的坚强“在场”。就在今年年初,在西方世界被金融危机和各种危机折磨得焦头烂额之时,当今十分有影响力的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推出了《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他毫不含糊地断言,“与政治家、科学家、军人和宗教人士不同,很少有思想家能够真正改变历史的进程,而《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恰恰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理解,这是连马克思主义最激进的批评者也无法否认的事实。”[1]

  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要前提,但面对当今复杂的世界局势具体展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则是更为艰巨的理论任务。因此,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首先必须准确把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示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着力点和途径。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量。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理论力量肯定不是现成地存在于经典作家的具体理论结论之中。马克思主义不是专属于某一时代或者某一领域的某种实证知识或工具性理论,其价值不在于对某一具体问题的解答和解决。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时刻关心人类社会发展和人类命运的批判性理论,其生命力和创新力不仅体现在其创始人的原初语境和理论观点之中,更体现在它与人类历史进程在每一个时代的重新对话之中。

  正因如此,无论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具体理论结论简单“套用”到今天的现实之上的做法,还是那种依据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是否可以在今天的条件下直接运用而判定马克思主义是否依旧具有价值的做法,都是不恰当的、不正确的做法,都不是彰显,而是贬损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做法。其实,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已经清楚地加以阐明。早在1843年马克思就强调,“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2]恩格斯晚年多次探讨这一问题,他反复强调,他和马克思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他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3]恩格斯还特别批评德国一些青年人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做进一步的研究”,他告诫,“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因此他强调,必须研究历史和现实问题[4]。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和理论力量也不完全在于它的理论方法之中。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理论中都包含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和重要的方法。这些方法显然要比经典作家的具体结论更为重要,对此,卢卡奇甚至断言,即使我们假定“最近的研究已经一劳永逸地否定了马克思的所有个别结论”,那么,这也并不妨碍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性,因为“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决不意味着不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它既不是对这一个或那一个命题的信仰,又不是对‘圣书’的注释。恰恰相反,正统仅仅是就方法而言。”[5]应当说,卢卡奇道出了理论发展的本性,当然,我认为,马克思思想的最深层内涵,不仅是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批判精神。在当下人类所处的重大转折时刻,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首要任务不是一般地描述和展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于指导我们的认识和实践所具有的具体作用,而是突出展示马克思主义对于直面人类发展危机和困境的特有解释力和穿透力,这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根本着力点。

  具体说来,我们必须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今时代必须面对的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为此,我们要深刻理解经典作家关于人类发展的最主要的关切。萨特曾断言:“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还处在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6]关于这一“情势”,伊格尔顿有着清晰的分析,他在驳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时强调,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立足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极度贫富差别和不平等现象的批判,是对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一种追求。他指出,“资本主义内在逻辑的稳定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多数批判至今仍有其道理。只有当资本主义体制可以冲破自身的边界,开创一个崭新局面的时候,才能改变这样的状况。但资本主义恰恰没有能力创造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未来”。[7]因此,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依旧离不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但是,必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和新的历史语境中分析资本主义新的统治形式导致的人类危机和困境,并揭示出摆脱资本主义所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可能性。

  

  二、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加以回应的重大问题

  

  20世纪的发展前所未有地展示出人类的创造力,同时也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复杂问题: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冲突、经济的全球化与区域化、政治的单极化与多极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城市骚乱与区域动荡、生态危机与资源争夺、科学创新与技术异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传统强国与新兴经济体、文化交锋与宗教冲突、政治霸权与价值冲突、外交竞争与军事冲突,以及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此起彼伏的自然灾害、防不胜防的全球问题,等等。

  应当说,近年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对这些复杂问题从不同进行了很多具体研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承载着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还必须形成更高的眼界,提出更高的理论诉求,这就是开启中国问题研究的国际视野,准确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更加深刻认识当今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关注人类的命运,探寻人类走出困境的出路。必须看到,目前人类社会所遭遇的问题绝不是某一方面的枝节性问题:人类正处在一个命运攸关的十字路口,虽然人类社会依旧具有发展的机遇,但是目前的各种危机、困境和冲突实质上折射出人类存在和发展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各个基本维度方面都出现了深刻的危机,人类的命运和前途面临严峻的考验。因此,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必须自觉地引领人类反思自己的境遇。

  我认为,这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涵,而首要的一点,是必须全面、深刻而冷峻地审视三重重要逻辑。

  第一,深刻把握全球化的逻辑。可以断言,当今深刻影响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历史机制是全球化的逻辑。如何全面而深刻地揭示全球化的逻辑并清醒地地判断全球化的后果和复杂的历史影响,如何在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保持对全球化逻辑的清醒的反思意识和批判意识,不仅对于发展中国家,即使对于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最大的发达国家,都是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和严峻的考验。

  我们首先必须承认,以经济运行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不可回避不可抗拒的客观进程和历史趋势。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预见到历史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他们明确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8]不可否认,现代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与全球化进程的展开和深化密不可分,中国也同样从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入世”十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实践上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与价值上对其形成清醒的批判意识并不矛盾。经济全球化给更多的民族带来发展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风险。例如,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各国各地区加强经济技术合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发达国家通过资本、技术等先发优势,使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往往遭遇不公正的待遇,在资源和资金等方面遭受着剥削,这进一步拉大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经济全球化促进不同文化价值和制度规范的广泛交流,有助于形成多样的文化价值和制度规范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的氛围,但欧美利用其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地位和优势,强力输出其制度文化和价值,又形成了新形式的霸权主义,破坏着世界的平等交往和文化多样性;进而,对所有国家和地区而言,以合作、交往、一体化等要素组成的全球化进程更是一种双刃剑,它既可能把所有的优势、积极成果集合与放大,也可能把所有的风险和危机通过“蝴蝶效应”而集合与放大,比如,欧盟的设计者当初只考虑到优势和实力的集合和放大,没想到历史呈现出的却是风险和危机的致命放大,等等。

  总之,人类对于全球化的逻辑的把握和全球化后果的预见还都很初步和粗浅,这一人类最重大的课题和难题正在严峻地考验着人类的智慧,同时,也在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创新。

  第二,深刻把握资本的逻辑。在全球化的逻辑中,最具影响力的逻辑和动力机制毫无疑问是资本的逻辑,而资本和市场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特有专利,而且已经是越来越多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如何在积极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利用资本的力量推动社会发展的前提下批判和抑制资本的逻辑所造成的各种不平等、不人道的消极后果,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回答的重大课题。

  毫无疑问,推动现代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应当是:快速流动不断增值的资本、日益创新的技术,以及把二者紧密结合与配置的市场机制。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把自己关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和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奠基于关于资本的分析之上。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展开显然得益于这几个要素的强有力支撑,不仅发达国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资本的逻辑,包括中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同样无法在资本的运动和市场经济之外获得发展的空间。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和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

  资本的逻辑虽然推动了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但是,资本的逻辑本身并不能保证这些发展成果直接为人类的平等和幸福服务。相反,资本服从自身的逻辑:不间断地进行生产、流动、增值、逐利。因此,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资本的逻辑。不难看到,今天的人类依旧受到资本逻辑的统治,资本的力量所造成的不平等、不人道的现象更加多维地表现出来:资本、技术和市场规则制定权等方面的不平等导致了国际秩序和世界体系的严重不平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传统社会不同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不是很大,而工业革命“却通过一种近来被称为‘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的过程导致不同社会间收入不均的增加。国家间的收入差距达到50:1之高。当今的世界是史上最富有人群和最贫困人群并存的世界”[9];进而,在发达国家内部,虽然福利政策等措施的实施,曾经使人们相信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在逐步缩小,但是事实上,随着金融危机中美国等发达国家曾引以自豪的作为社会稳定基础的“中产阶级”的松动和不稳定,人们看到了“华尔街”所代表的1%和99%之间的天壤之别,日本学者宫川彰曾计算了松下幸之助的收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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