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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学派,维特根斯坦的火钳

  1924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哲学教授石里克先生,同一批志同道合的哲学家一起组成了讨论小组。每个礼拜四的晚上,石里克就邀请他们聚在一起,讨论关于逻辑和认识论的问题。起初,这个讨论小组上有卡尔纳普、纽拉特、克拉夫特、考夫曼、魏斯曼和费格尔等人。后来,随着影响的渐渐扩大,又有数学家哥德尔、物理学家伯格曼、弗兰克等人加入进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维也纳小组”。1929年,这个小组发表了自己的纲领——《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小组》,标志着维也纳学派的正式形成。
  维也纳学派在分析哲学的浪潮中兴起,所以很厌烦黑格尔式的思辨传统,而愿意将弗列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人视为“先知”。据说,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把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当作自己的“圣经”,在学术聚会与学术沙龙上逐字逐句地朗诵和讨论。但是高傲的维特根斯坦本人,却多次拒绝成为这个著名小组的成员。
  维也纳学派也主张,要用科学的严谨来改革哲学的玄奥。而改革的目标,就是要让哲学科学化,成为一种类似于科学的哲学。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改造语言,让哲学家眯着眼睛说的那些“梦话”,变成是可以交流的、具有确定含义的“物理语言”。
  这种物理语言的最终表现,就是一种逻辑的符号语言。这批雄心勃勃的维也纳哲学家,还试图以此为基础来统一科学,把所有的学科都科学化。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结构》。他说自己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直接经验中的概念上合理地重建其他“一切知识领域的概念”。
  接下来,很自然的情况就是,维也纳学派的这批人都很讨厌形而上学的思辨。在他们眼里,形而上学根本就不是“知识”,而只是像诗歌、文学一样是想像的产物。当然,这并不是在说形而上学没有价值,而只是认为形而上学缺乏作为一门科学知识的资格。
  需要强调的是,维也纳学派并不是一种思想理论统一的哲学学派,而是如英国人艾耶尔说的那样,它更应该被算作是一种掀起新的哲学思潮的运动。在这个学派的成员中,内部矛盾也是层出不穷。最显著的是石里克和纽拉特之间的矛盾、卡尔纳普和石里克之间的矛盾、费格尔和卡尔纳普之间的矛盾,最后连卡尔纳普和纽拉特之间也发生了矛盾。
  1936年,石里克教授被一个纳粹分子暗杀。之后,维也纳学派的大部分成员都陆续向国外逃亡,只有克拉夫特留在维也纳大学,继续从事维也纳学派的教研工作。1938年奥地利被希特勒吞并之后,他也被撤销教授职务以及图书馆的兼职,后来只好隐居乡间。从此,哲学史上的维也纳学派再也不复存在……

内容提要:洪谦和冯友兰关于形而上学之争既是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新实在论者之间的争论,也是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之争。洪谦坚持维也纳学派反形而上学的哲学立场,冯友兰却坚持形而上学的立场。冯友兰认为,理世界是实在的,所以他的形而上学就是关于理世界的哲学理论。但对于逻辑实证主义者来说,这样的理世界的实在是有疑问的,所以它不应该成为哲学的对象,所以形而上学的理论是没有意义的。洪谦就持这样的看法。洪谦是在严格的分析哲学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有着系统的科学知识储备和逻辑方法论的训练,他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批判,从方法论着眼有其可取之处。与之不同,冯友兰主要的是一个中国哲学家,他认为哲学的主要功能是提高人的境界,为人的境界提供哲学的基础,因此人生哲学是哲学的核心,哲学自有其不同于科学之处。所以他竭力要为他的人生哲学提供形而上学的基础。无疑,冯友兰的哲学观是正确的,是有其价值的。

维特根斯坦的火钳

关键词:洪谦/冯友兰/形而上学

2016年11月11日读完这本书,这是一本描写两大哲学家之间的争吵。主人公有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与卡尔波普尔。全本书围绕在1946年伦敦国王学院剑桥道德科学俱乐部中一次讨论会上二位大哲学家的碰撞而展开。此外这次讨论会的主席就是罗素。

标题注释:本文的写作曾得到“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经费资助。

20世纪哲学的分裂皆因语言意义的不同而引起,一是认为传统哲学困境都是语言上的纠缠不清;二是相信这些已经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会发生火钳,以及这个事件的意义。波普尔与维特根斯坦就哲学根本问题发生了激烈的对峙,是真的存在哲学问题,还是这仅仅是一种语言困惑。

20世纪30年代前后是维也纳学派的鼎盛时期。众所周知,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要坚决而又无情地拒斥形而上学。其实在西方哲学中,反形而上学有着悠久的传统。维也纳学派只不过将之推向了一个极端。所以在当时的西方哲学界,拒斥形而上学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哲学潮流。于是坚持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们感到大势已去,节节败退,以至于无处藏身。

这本书从分别叙述了二位哲学家的家庭背景,种族,学习经历,朋友同事之间的关系,弟子及徒弟的看法,以及著作,哲学思想的建构,长辈对他们的支持。从这些维度深度展开了陈述,让人对这次的火钳事件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但在中国哲学界,情形却截然不同。许多哲学家清楚地知道西方哲学家的反形而上学的立场,然而他们却偏偏要坚持形而上学的哲学立场。于是在30或4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却出现了与当时西方哲学界不同的潮流,即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潮左右着中国当时的哲学界。如在当时的中国哲学界有着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冯友兰、熊十力、金岳霖等人都建构了自己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这些哲学思想体系是中国现代哲学的主体。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也有学者在积极努力地反对这种坚持形而上学的立场。洪谦就是这样的一位哲学家。他以冯友兰的“新理学”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作为靶子,对之作了坚决的批评。

记忆说,我看到我们坐在那张桌前,一动不动。但是我此刻是真的有同样的视觉画面呢,还是只有当时的视觉画面中的某一个?我是否也和当时一样,从与当时完全一样的视角,确凿地看到了桌子和我的朋友而没有看到自己?——维特根斯坦。

洪谦和冯友兰在如何对待形而上学的问题上所发生的争论,按其性质说就是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新实在论者之间的争论。这场争论虽然发生在1946年11月11日的中国哲学会昆明分会的第二次讨论会上,但是洪谦和冯友兰在关于形而上学的看法上是历来就有矛盾的。据张岱年在《回忆清华哲学系》一文中的叙述,洪谦和清华哲学系在哲学观上是有明显的分歧的。张岱年说:“在1936年的一次讨论会上,张岱年提出,有的哲学家注重建立‘统一的世界观’,有的哲学家则认为哲学的任务只是对于科学命题进行分析。当时金岳霖先生接着说:我现在就是要建立‘统一的世界观’。其后不久,他的《论道》写成了,这是以分析方法建立形而上学体系的重要著作。”冯友兰也在差不多的同时建立了自己的“新理学”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当时也在清华哲学系的洪谦的哲学观显然是不同于金岳霖和冯友兰的。在提及这一点时,张岱年这样说道:“洪谦于1936年曾到清华哲学系任教。洪谦在奥国受学于石里克,是维也纳派的成员,坚持维也纳派的关于哲学的观点。他注重运用分析方法,但反对任何建立本体论的企图。因此,洪谦不同意冯友兰的‘新理学’与金岳霖《论道》的学说,因此洪谦与清华哲学系的关系趋于淡化了。”[1]可见,洪谦与冯友兰及清华哲学系在哲学观上的争论是由来已久的。

维特根斯坦是具有魔力的,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和风发的精神,那谜语般的表达方式。有趣的将修行者、神秘主义者、机械师合为一体。毫不客气的去批评一个人,指出对方的错误,不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在他周围会被伤害。他对知识的热忱闪耀着光芒。在描写维特根斯坦的魔力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也有一点这样。早期会很犀利的指出对方的错误,毫不留情的去批评对方,揭露对方的伪装,这种会让人不舒服。魔力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他不论对什么产生了兴趣,似乎都能坚持创见出类拔萃。维特根斯坦的精辟言论质疑了人们的思想,叫人保持清醒。

在昆明讨论会上,洪谦发表了《论〈新理学〉的哲学方法》的演讲,对冯友兰的《新理学》的哲学思想方法提出了直接的尖锐的批评。在洪谦发言之后,冯友兰本人当即提出答辩,金岳霖及沈有鼎亦先后发言,设法替冯友兰解围。像这样针锋相对地就某一哲学问题进行直接的讨论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遗憾的是,在讨论会上,冯友兰及金岳霖、沈有鼎的发言没有直接的记录,所以我们现在难于了解当时争论的具体情形了。但是洪谦的文章全文刊登在《哲学评论》第十卷第一期上。此文是针对冯友兰的《新理学在哲学中的地位及其方法》而写的。冯友兰关于自己的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曾经有过多次的论述,除了上述的文章之外,他在自己的专著《新理学》、《新知言》、《新原道》等书中都有极其详尽的论述。

阅读苏格拉底的对话录会让人觉得:简直就是浪费时间!——维特根斯坦。

波普尔的贡献在于政治学及对历史和科学方法的理解。在讨论会上不是那么引人注目。在书本的信徒这一章节中,有提到维特根斯坦的信徒比学生还多,他们在模仿维特根斯坦的坐姿,说话语气,穿衣风格等等。诺曼马尔科姆对维特根斯坦的模仿让人无法分辨出来。维特根斯坦还拒绝了信徒的邀请,但波普尔之前很渴望这个邀请确一直得不到。

罗素遇到维特根斯坦后,有说“他让我觉得自己值得一活,因为没人比我更理解他,也只有我才能让全世界理解他”,重要的是罗素相信有人最终能接过他的衣钵,将逻辑学的未来传给这位年轻人。不过维特根斯坦好像对这些并不感冒,和罗素直接撕过几次。早些年二个人互相敬重与欣赏。他常去罗素的房间徘徊不语。有时候维特根斯坦情绪暴躁起来,罗素生怕他打坏家里的家具。并且罗素很担心他会自杀。“他讨厌白天”。到了1946年开始疏远,维特根斯坦觉得罗素的哲学过于机械,他待人的方式又过于圆滑,八面玲珑。维特根斯坦没法做到对自己参加的活动仅仅是逢场作戏。而罗素却没有时刻不屈服的个人品德,他乐意妥协,必要时闪烁其词,尺水丈波。他被罗素好胜的无神论所冒犯,也惊骇于他对婚姻和性的自由说教。罗素在家里因为缺乏情商,被家里人指责为冷漠,麻木且无情的人。这些都让1911年-1913年充满激情的夜谈被如今的冷冰冰的距离所取代。

不过1940年的罗素。对波普尔来说是无上的思想家和作家。其实罗素根本不怎么搭理波普尔,觉得他并没有哲学天赋,对其著作的序言而是爱理不理的。对维特根斯坦来说罗素思维敏捷,但花言巧语且肤浅。1959年,波普尔得到罗素允许,将一本书献给了罗素,《科学发现的逻辑后记》,当时波普尔忘记致献页,后来在内页写了致辞。波普尔对罗素的英雄一样的崇拜并没有使罗素给波普尔投稿的论文发表评论,而最终草草回绝。不管波普尔如何期望,他和罗素的距离都没能更近。当波普尔的著作中充斥着各种罗素的引言时,在罗素的自传里,波普尔的名字却从未被提起。

维特根斯坦出现之前,罗素认为摩尔是他理想中的天才。然而维特根斯坦并没有把摩尔的才智放在眼里。他认为摩尔的存在证明,一个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毫无任何悟性。当今哲学学生已习惯导师用“你到底指什么意思?”,这个口头禅是摩尔的专利,是一种准确性。这里有提到维特根斯坦和摩尔为什么分道扬镳,因为摩尔请求校方不管维特根斯坦的逻辑论文是否能达到文学学士的标准,都要满足他的要求。但这个却未能如愿,因未采用适当的格式,包括必要的序言,脚注等。然后二个人有了一封绝笔信,维特根斯坦写“如果我不值得让你为我破例,纠缠于此类愚蠢的细节,我还不如干脆下地狱算了!但如果我值得你去做,而你没有办到,我的天,去你的地狱吧!”于是两人没有来往,直到1929年,维特根斯坦回到剑桥后,他们在偶遇恢复了关系。

在《伦理学原理》里,摩尔认为“善”在道德里是难界定的,就跟黄色(颜色)是什么一样。他说“善即是善,别无其他”。这根18世纪哲学家休谟提出的,从“是”想到“应该”的错误一样,即从事实联想到意义,逻辑上我们无法从对事态的描述过渡到道德判断。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做什么才是对的呢?摩尔认为我们由直觉可以达至善。

因果问题在剑桥是一个特别受欢迎的研究主题。假设有两个工厂,一个在曼切斯特,一个在伦敦。每个工厂都有一个警笛,用来标志上午的结束,即十二点。曼切斯特的警笛每次在正午鸣响,伦敦的工人们会停工,这在经验上为真。曼切斯特的鸣笛总会伴随伦敦工人的停工,但那并非是造成另一个工厂停工的原因(毗链 contiguity)。问题是,为什么这两者不是相关的呢?这两个事件是偶尔相关还是因果相关?

威兹德姆提出,我们如何知道一个人是不是生气了?这就跟壶里的水涨了一个性质,能否因情绪的症候进行推导?愤怒,一种心理现象和感觉,能否仅通过外在表现进行推导?

维也纳的漩涡

维特根斯坦和波普尔的对峙其实早在1920年就有火花了,这2位哲学家的关系在那时候起复杂、紧张、充满敌意。他们同样置身于社会文明和动荡中。他们都经历了奥匈帝国末年,文化上的繁荣和政治上的开放。第一次世界大战,政府试图在君主制的废墟上建立现代共和国却堕入了公司国家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及纳粹主义的漩涡。这些都对两人造成了影响。

在这里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人都或多或少与他们有点联系。比如列夫托尔斯泰,在政治避难的时候遇到过维特根斯坦?还是一家咖啡馆的常客。佛洛伊德及佛洛伊德的妹妹,后来的美国总统胡佛也和他们很熟悉。佛罗伊德的著作在学术上影响了维特根斯坦和波普尔,但都是反面的。维特根斯坦把他后期的作品与精神疗法一刀两断,波普尔则把佛洛伊德主义当作伪科学的软弱范本。

1919年维特根斯坦从意大利战俘营获释后,开始教书。在乡下教授了6年。他并非简单的在做一项慈善事业,而是放下生活中不必要的累赘,剥掉任何快慰,乃至物欲。不过对波普尔来说,投身教育并非为了苦行。教育学院促进了奥地利的教育改革,重新指导学生们尊师重道,探求自我发现及解决问题的主动性。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都是按此方法来培养学生,这主要是认识到大脑天生能够将信息建构为知识的框架。

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都来自高等教育的家庭,前者的父亲是律师,后获得爵位。而后者家族属于奥地利巨富榜的家族。他们家垄断了国家的钢铁产业。维特根斯坦家族延续了高贵的传统,引领了艺术前沿。声明显赫的画家、雕塑家以及科学巨匠频繁出入在维特根斯坦家里。比如有勃拉姆斯,克拉拉舒曼,马勒,舍恩伯格,古斯塔夫克里姆特,艾伦图灵,门德尔松等。

曾是犹太人

他们二位哲学家都属于犹太人家庭。住在欧洲最广泛同化的城市,在维也纳从犹太教转信基督教的概率在欧洲其他城市中是最高的。犹太人身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驱逐还是同化的观念不能公正反映大多数犹太人的立场。对异教徒来说,他很犹太,这没错;对犹太人来说,考虑到他的成功,他还是一个犹太人。特别在公众生活中,犹太人想要无视自己的出身,简直天方夜谭。没人这么做。非犹太人都不这样,更何况犹太人?Liegend getauft(像婴儿一样受洗),als Kind getauft(像孩童一样受洗),这二种称呼是一种略带嘲讽,甚至有点幸灾乐祸。

维特根斯坦一战后变得更容易自我否定,他总是在乎继承之物,作为奥地利的富裕上流子嗣,有时候他过于自以为是,比如常用环城大道这个词形容二流事物。但对维特根斯坦来说,这是一个喧闹、浮华、空洞无物的地方。

革命的起源在19世纪急剧工业化的动荡中形成。卡尔维特根斯坦是该革命主力军。世纪之交出现了一种新思潮,它凸显了对启蒙的必然性、热爱浮夸和顺应传统的排斥,它认为这些压制了帝国社会,限制了其视野,并扼杀了创新。这场革命要求不断实验,要求功能决定形式,还要求诚实扼要的表达思想。

西奥多赫茨尔放弃了同化的梦想,将与维也纳的犹太人一起走向多瑙河接受洗礼,转变为犹太复国主义。1897年,他就是创立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策划者。

波普尔在《无尽的探索》里写到,“在基督教社会的压制下,人人被强加义务而谨小慎微,我父亲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同化”,波普尔的父母决定信奉新教而不是天主教,这也是大多数改教犹太人的选择。1936年波普尔描述自己“新教徒,即拥有犹太血统的福音派”,“我不相信种族区别。我痛恨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或民族主义,我也从不属于犹太教。”

当波普尔陷入社会和政治世界以及犹太人境遇等外部事务时,维特根斯坦专注于内在,专注于他自己还有一些人的事。他关心作为思想的一种控制机制的犹太观念。犹太人固有的想法会以某种形式变成经常性的自我折磨。

维特根斯坦袒露,自己的思想只是复制性的,只是拿来了他人原创的思想。在他看来就算是最伟大的犹太思想家也不过是有才而已。他认为犹太人无所谓同化,在尝试同化的过程中,只有东道国的文化会受到侵袭(纽伦堡法律背后的想法)。维特根斯坦的纳粹言论是某种自我的隐喻,为人生的新起点而奋斗。苏联之行和他的坦白被蒙克看成是自我净化的过程。强迫自己掘到深处以便重建自我。“我们应当怎么活下去?”,犹太人生性不会把生活当作是疗愈的动力,犹太人唯一的过错是没有意识到他们真正的天性。要做到诚实,就需要承认其自身的局限性。

1936年莫里茨石里克维也纳学派创始人被谋杀,他的仇敌谴责石里克是哲学界新兴的恶毒派系中的代表,是形而上学的敌人。这次谋杀还有第二位受害者,内尔巴克结束了维也纳学派,学派受到越来越多万恶的反犹太主义的威胁。在一个大众毫无主见一味盲从的社会里,新闻媒体认定教授是犹太人,杀害他的内尔巴克则是天主教公司国家制度政府的拥护者。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否认了上帝的存在,否认了灵魂的存在,只把人当作一群细胞的组合。

在思想上,他们相信科学方法应用到哲学上的重要性,哲学会像其他学科一样从逻辑的严密性中获益。在剑桥大家会认为科学是从哲学中汲取养分的。不过逻辑实证主义的真正敌人是德国唯心主义,重精神和心灵而轻物质和逻辑。(包括了费希特,黑格尔和康德的部分观点)

维也纳学派的半官方宣言,“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有三人被称为这个运动之父:爱因斯坦、维特根斯坦、罗素。学派里的人认为哲学的主要作用不是沉溺于形而上学,而是拿来加强和澄清科学家的观念。“凡事都可以理解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维特根斯坦把命题分为二大类,要么我们可以言说,要么我们只能保持沉默。科学命题属于前者,道德命题属于后者。维特根斯坦主张,所有数学证明以及所有逻辑推理都只是同义反复,换句话说他们未能提供任何现实世界的信息。

1931年哥德尔发表了他的定理,摧毁了所有为数学建构逻辑基础的努力。他说明了一个形式严密的算数系统不能从自身中证实一致性。“纽拉特的船”,纽拉特认为知识不存在稳固的基础。我们就像水手一样,不得不在无边的海上重建船只,永远没有办法将其拆卸成干船坞,再用最佳的部件去重建。这正是亨特尔的悖论触及了维也纳学派的核心使命。什么样的东西会当做证据去证实,哪一种理论是正确的?

对于维也纳学派而言,维特根斯坦是不想去的。但波普尔则是因为没有受到邀请。这其中是石里特捣的鬼,石里特并不欣赏波普尔。波普尔抨击维特根斯坦拒绝形而上的命题,以及维特根斯坦声称的为了有意义命题必须反映了可能情形的事。

18世纪大卫休谟质问,仅仅是因为从古至今太阳都每天升起,我们是否有理性的理由相信它会在明天再次升起?休谟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相信自然法则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可以通过过去来证明其可靠性。但为何应当假设过去的可靠性来引导某种未来?证实理论因此而无效。波普尔提出应该用“证伪”来取代“证实”。一个科学理论不能通过证明,而是被证伪得出。对理论还有假设来说,要想真正是科学的,必须提出自身的反证。

波普尔除了在辩论和争执时方式激进外,总之还是有人情味的(P130-P138)。而维特根斯坦对待他人的方式则不像来自尘世,彷佛天外来客一般。直来直去的性格以及他不愿意走任何过场,都会把人吓到。维特根斯坦往往与人发生赤裸裸的人格对峙。

《The philosopher’s Pupil》:思想的清澄似乎近在咫尺,他追求的思想宁静而安详……这样的真理如水晶般晶莹,而非浮夸如洪水猛兽般的亦真亦假。

约翰瓦因洛特爵士谈起维特根斯坦:“在生活中为了探求真知,发觉智慧而满怀热情,生活方式也极度坦诚和纯粹,这就是维特根斯坦给人留下的印象。他很难与人相处,是因为其率真和心直口快对多数常人来说难以接受。”

维特根斯坦给人的第一印象单单是这样盛气凌人吗?书里讲的不是的,维特根斯坦的行为更是一种“天性的表现……高度的专注给人以漠不关心的深刻印象”,并不是单单缺乏礼貌或者姿态拙劣,维特根斯坦压根儿不是谈吐斯文或闲言碎语的人。意义直白便是一切,不论谈什么,他都会直奔主题。通常他读斯特恩、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Gottfried keller等的书。

我认为要想成功,人生中大部分靠的是运气。它很少和品质相关,生活中各个领域有很多人品质斐然,但却并不成功。——波普尔。

波普尔一派却没能自立门户,部分是因为波普尔一次只会研究一个具体的问题,而维特根斯坦提供了一种方法,一种通用的研究路径。

从17世纪笛卡尔的时代到罗素以来,哲学主干一直是认识论的天下,有关人类可以认识什么的学问。笛卡尔求索自身以获答案。他怀疑一切,直到确定无疑为止,当铲子不能往下挖的时候,他会说到哲学上最常用的那句话“我思故我在”。但在罗素之后,认识论就被语言哲学取代了,即我们是通过语言这一前提,来获取思想和认识世界的。

对哲学而言,真正的意义是他在书中把研究语言的方法用来解决形而上学的困惑即存在、认识和真理的本质。让哲学家们大惑不解的是语言和世界的关系。罗素认为我们为语言所惑。

在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II中,用作表象的隐喻被方法所代替。要想知道一个词语的意思,不要问它象征了什么,而应当考察它是怎样运用的。后期他认为,语法是自律的,而非语言以某种方式被对象世界所束缚,它是不受约束的。我们才是主人而不是世界。“家族类似性”,各种游戏的概念重合源自一系列的相似性,纵横交错的特征使这一概念具有稳定性。那么是什么统一了所有这些游戏?答案是什么也不是,不存在游戏的本质。

因为语言受规则的支配,它在本质上也是公用的。语言渗透在生活实践中,是我们生活的形式。规则需要得到解读,在许可和否定之间需要达成共识。因此,一种私人语言的想法,一种只有讲话人才能理解的语言,是不合逻辑的。但若假设这是对的,那么笛卡尔在省视自身确凿的认知过后,在错误的方向上找到了确实性。如果说“我思故我在”有什么意义,那么就是必须优先接受那些被视为思想的东西,以及“思想”是如何运用的,这是语言的运转方法。所以我思作为我们认识的起点是完全说不过去的。

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哲学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把我们从自我封闭的困惑中解救出来。

人们一再说,哲学没有真正进步,我们依然和希腊先贤一样,受困于同样的哲学问题。但说这些话的人并不明白其中的原因。那是因为我们用的语言是一样的,而语言诱使我们一直问同样的问题。——维特根斯坦。

H13火钳事件,哲学家们关心的主要三个问题。

(1)归纳推理。

归纳法,太阳明天会照常升起吗?基于归纳推理,波普尔拒绝接受学派存在漏洞的证实原则,他用代替性的证伪理论把科学从伪科学中区分了出来。有时候你想拒绝或是想加以反对的是实验而不是假设本身。不过至今为止对波普尔的理论抨击,是他没能解决休谟的归纳问题。

(2)概率问题。

根本问题是,我们谈论概率,是否因为它是这个世界的客观组成,或者仅仅是因为我们对将会发生什么一无所知。是因为未来在本质是不确定的,还是因为不确定性只是我们人类限度的产物?

波普尔指出,概率的确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世界就是主观性的,概率是这个世界的客观成分,也是真实的自然现象,就像电力一样。换句话说,概率中存在某种确凿的东西。

(3)我们如何理解无穷大?

这个问题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哲学家zeno,想出了一种包含无穷大思想的机制难题。zeno相信我们平时所理解的运动和时间都是虚假的。zeno著名的悖论中有一个龟兔赛跑的故事。亚里士多德对他们的论述包括实无穷和潜无穷。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只能搞懂实无穷。所以跑道的长度在这个意义上讲是无限可分割的,只是它被分成了许多段,理论上还可以分的更多,但事实上却不能真正切分成无穷个部分,它总有潜在的无穷个部分,但却不能在实际上分成无穷个部分。

“话语具有我们赋予它的意义,语言和所有受规则制约的活动一样,根植于我们的实践、习惯和生活方式中。”

让我们删掉这些先验的废话,当一切如此明了。——维特根斯坦

在写这篇笔记的时候,重新翻阅了一次书,不知道如何下手写。这本书包含的内容如此之广……,所以想着先把摘录下来吧,偶尔加一些自己理解组织后的语言。这本书里汇聚了当时诸多哲学核心理论,在书里只是简单的提炼了,但要透彻理解是需要一个个去查找这些理论及背后发生的事情。就这本书而言,读了这本书,对当时的哲学家发生的事情会有一个大致的立体的印象。以及哲学圈子的形成,及里面错综复杂的关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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